编者按：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人文学院党总支发挥学院特色，拟举办庆祝建党100周年征文比赛、中共党史接力朗诵、知识竞赛、讲党史故事等系列活动，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号召广大党员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现推出系列活动之一“中共党史接力朗诵”，“中共党史接力朗诵”内容选择由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罗平汉教授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而主编的《中共党史知识问答》。该书回顾百年大党的奋斗与辉煌，破解党史上的热点难点问题，是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中共党史的普及读物。全书以问题为导向，共设计“为什么说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等四十五个问题，活动从中选择了二十八个问题，由人文学院党员教师接力朗诵，教育引导党员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编者按：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人文学院党总支发挥学院特色，拟举办庆祝建党100周年征文比赛、中共党史接力朗诵、知识竞赛、讲党史故事等系列活动，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号召广大党员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现推出系列活动之一“中共党史接力朗诵”，“中共党史接力朗诵”内容选择由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罗平汉教授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而主编的《中共党史知识问答》。该书回顾百年大党的奋斗与辉煌，破解党史上的热点难点问题，是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中共党史的普及读物。全书以问题为导向，共设计“为什么说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等四十五个问题，活动从中选择了二十八个问题，由人文学院党员教师接力朗诵，教育引导党员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音频原文：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由此开始。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张闻天十分关注如何在统一战线中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问题。8月9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中央及各部门负责人会议，讨论平津沦陷后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张闻天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提出我党独立的积极的主张，提出保障胜利的办法，来号召与团结全国群众，迫使蒋走向我们方面，使我党实际上起指导作用。”毛泽东在讲话中也指出：“红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挥红军的长处，集团的作战是不行的。”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全文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这个谈话的发表，实际上是蒋介石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国共合作局面正式形成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再重申，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10月13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潘汉年、刘晓等人，强调：“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在部分左倾领袖及党员中是在增长，主要表现在对于国民党的投降，只知同国民党统一，处处迁就他的要求，而不知同他的错误政策做斗争。”“民族统一战线不但不取消对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进行批评与斗争，而且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使统一战线充实巩固起来，使之继续前进。”

　　1937年11月12日，即上海陷落的当天，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已经抗日了的缘故。”因此，“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

　　那么，毛泽东和张闻天为何在国共合作一开始就将反右倾投降问题如此严重地提出来呢？

　　原因之一，在此前的国共谈判过程中，蒋介石始终没有放弃消灭至少削弱共产党力量的目标，这就不能不使毛泽东、张闻天对蒋介石保持高度的戒心。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就合作事宜进行谈判。1937年2月8日，蒋介石致电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提出在与周恩来谈判时，“我方最要注意之一点，不在形式之统一，而在精神实质之统一。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也，简言之，要其共同实行三民主义，不做赤化宣传工作。若在此点同意，则甚当易商量”。在随后与国民党代表张冲、顾祝同进行的谈判中，周恩来发现，蒋介石“始终不承认国共合作，而看作红军投降，似无共产党独立地位”，而蒋本人“因为他成功地解决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问题，使红军再陷孤立，因此暗下决心要把‘共党非人伦、不道德的生活，与无国家、反民族的主义’，‘根绝净尽’”。

　　原因之二，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国共合作的建立，党内相继发生了若干在国共合作时丧失原则性、迁就国民党的事件，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其中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是何鸣事件。

　　何鸣曾任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闽粤边红军独立第三团团长等职，坚持了闽粤边的游击战争。1937年2月后，何鸣通过国民党的报纸了解到已发生西安事变，中共中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向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汇报后，于这年5月开始同粤军第一五七师进行停战谈判，并于6月26日达成合作抗日、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福建省保安独立大队的“六二六政治协定”，较早地开创了局部地区国共合作的新局面。但是，由于何鸣对国共合作的复杂性认识不足，没有执行南委提出的“驻防地应在我游击区”的指示，将红军游击队带往漳浦县城集中改编，以致发生近千名游击队员被国民党第一五七师缴械的“漳浦事件”（即“何鸣事件”）。

　　原因之三，鉴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教训。1924年至1927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给共产党人留下的最深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致使大批的共产党员及其追随者、同情者遭到残酷的屠杀。因而在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看来，要防止大革命失败那样的悲剧重演，与国民党再度合作时，就必须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在国共合作未正式形成前，开展反关门主义的斗争，而在国共合作既已实现之时，就应防止右的倾向，警惕右倾危险。 

学史明理，学时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开展党的学习教育

以史为镜，以史明志

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

寄去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中共党史接力朗读

下期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