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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作文三境界
2016-11-08 16:02 王光福 

论作文三境界

 

王光福

 

人活一辈子,总得做点事。可做什么好呢?从小的方面讲,摆摊卖菜、种地打粮、开机上网、洗锅刷碗、教书育人、办公理政等等,都够人忙碌一辈子而无暇自省。但几十年操扯下来,到了最后的岁月,就像老农到了秋后,总得拨拉拨拉算盘、数点数点庭院,看看丰歉如何、禽畜多寡吧?此时,是安然瞑目还是心有不足,估计每个人都是心有戚戚,或点头或摇头或木然不知所以吧。

古人早就明白这一点,所以《左传》上才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立德、立功,对普通人而言,是比较有难度的事,因为这需要地位和权势——特别是在当今之急功近利时代。因此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更进一步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有些人用年轻的生命写几部书甚至几篇文章,即使其他什么都不做,就可以不朽;有些人蝇营狗苟,就算活个耄耋,却也仅仅生产了几缸大粪而已。英人托马斯·布朗在《论瓮葬》中说:“生命是一股纯净的火焰,我们依靠自己身体内某个看不见的太阳而生存。”这个“看不见的太阳”,在赫兹里特看来,就是“青年的不朽感”。

奥斯特洛夫斯基虽然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但若没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笔美丽的文学遗产,后世还有多少人纪念他,恐怕还是个问题。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其声名足以传世;而多少达官显贵活着时“声名太大九州小”,坐着飞机满天跑,过世后却“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不留些儿尘滓,仿佛不曾活过。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声名不代表人的全部,却至少能让后人知道他存在过、奉献过。你不留名,我不留名,我们的历史由谁书写?又书写什么?岂不正如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中所说:“那便是白痴的、只有形体而没有精神生活的社会,我们没有去顾视他的必要。”

现在全国人都在做“中国梦”,所有中小学生也不例外。只有从小做起、从学生做起,我们这场梦才是持久而充实的,而不是轰轰烈烈的狂欢一场。中小学生喜欢做什么梦呢?我想还是文学梦吧?想一想,我们每一个成年人,在学生时代谁没有做过文学梦呢?——文学真是美得迷人,值得魂牵梦绕。我们从青年直到中年、老年,回忆学生时代的生活学习,谁的脑海里最先浮出的不是语老师、语文课本、偷读的诗歌小说呢?尽管不奢求也不必要每个学生都成为作家,都通过文学为国家民族增光添彩,但是请说一说,增光添彩的事又有哪一件离得开文字表达呢?

高铁的飞驰离得开文字吗?火箭的飞升离得开文字吗?一个人终生与电脑为伴,处理的不是文字吗?一个人立于三尺讲台几十年,口吐手写的不是文字吗?尽管大多文字不能够带来“天雨粟,鬼夜哭”的神奇效果,但“惊天地,泣鬼神”的艺术精品不都是从这些文字里孕育滋荣出来的吗?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我们隔了几个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但在传到我们耳边来的响亮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别出群众的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像一大片低沉的嗡嗡声一样,在艺术家四周齐声合唱。只因为有了这一片和声,艺术家才成其为伟大。”我们不但要培养留名世界的伟大的艺术家,更要培养参加合唱的群众演员,这才是民族的大合唱,才是不折不扣的复兴之歌。——我们的学生如果不能独唱,参加合唱不也很好吗?难道合唱演员就可以放任自流而不必进行适当的视唱练耳和舞台训练吗?

作文训练实在是一件繁琐而长期的事,不是一蹴而就的。正如同我们不希望唐僧一出长安就取回真经,在长江的滥觞处能看见巨轮,在温暖的大棚里能发现雪莲。但有没有以简驭繁、渐入佳境、门槛低却廊庑大的正宗法门呢?王国维谈诗论词,在《人间词话》中曾提出人生三境界说。周小燕教学生唱歌,说气息要深、位置要高、喉咙要打开,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三要诀。根据多年的观察、阅读和教学实践,我认为作文训练须具三项基本功,也可以称作“三境界”或“三要诀”,那就是:肉体的经历、心灵的体验和手头的表达。三者缺一而不能升堂入室,留名于世。

胡适论《红楼梦》,说这是曹雪芹的自传。有人不同意,说小说是虚构艺术,不能与自传等同。其实,正如很多大作家所说,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讲,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作者的自传,即都有作者的影子或声音,不管你是真实作者还是隐含作者,作品里总有你的人生阅历、意识形态、审美趣味等渗透其中。所有这一切,都是从你的肉体经历开始的,因为一个人不能先会写作再会生活,虽然现代艺术史证明,很多人的生活是模仿艺术的。

一个人从出生到死去,总有或长或短的肉体经历。奥斯特洛夫斯基如果没有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就不会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刘鹗如果不生逢末世,耳闻目睹国事糜烂、政治荒惫,也很难写出《老残游记》;海明威如果不亲历非洲的动物世界,亲自参加狩猎活动,《乞力马扎罗的雪》和《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不可能从天而降;阿城如果不坐着火车去上山下乡,《棋王》、《树王》和《孩子王》自难和我们见面。

试想,和奥斯特洛夫斯基一同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人该不在少数,为何他写出了这样激励后人的英雄主义诗篇呢?和刘鹗同时代的华夏子孙更多,为何只有他谱出了这心灵的哭泣、时代的挽歌呢?海明威也不是单独到非洲的,为何只有他留下了这历久弥新的神奇篇章呢?阿城也不是独自漂流的鲁滨逊或圣地亚哥,为何他就能把人人的经历转化为让人仰止的精彩之作呢?一句话,为何以世界人口之众多,名作佳品却如此之稀少呢?答案很简单,就是:人人都有经历,却不是人人都能写作,更遑论传世名作。

虽然不能人人都成作家,但经历丰富总比一生苍白好。农村里的许多老汉,街道上的不少大妈,都能在适当的时机回忆非凡经历、痛说革命家史。他们不能写,但满肚子都是故事,就像失掉阿毛的祥林嫂,也能滔滔不绝倾诉半天。他们缺少的不是肉体的经历,甚至可以说,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接触到了心灵的体验,但这种体验还是肤浅的、非自觉的,还不能化成艺术品供人们在较长的时间和较广的地域反复欣赏追念。

这里有一个耳熟能详的例子。袁枚《随园诗话》卷二有一段妙文:

 

    少陵云:“多师是我师。”非止可师之人而师之也。村童、牧竖,一言一笑,皆吾之师,善取之皆成佳句。随园担粪者,十月中在梅下喜报云;“有一身花矣!”余因有句云:“月映竹成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余二月出门,有野僧送行,曰:“可惜园中梅花盛开,公带不去。”余因有句云:“只怜香雪梅千树,不得随身带上船。”

 

乡村里的顽儿牧童、粪农野僧,都可以做文人学士的老师。他们看到梅花开放,也有发自内心的喜悦欣慰,可以说他们不缺少审美的眼光,这些花开霜高就是他们的亲身生活,他们甚至更能体会其中之真味,享受其中之真乐。就像刘姥姥和树林子的关系,“困了枕着他睡,乏了靠着他坐,荒年间饿了还吃他”,也能触景生情、口角春风,但他们却不能像大观园里的公子小姐一样限韵分赋、落实为纸上烟云,以长传广布。

由此我们联想到陶渊明。他如果没有一分天资颖悟之心灵去感受那清风白月、日暮微霭,他如果没有一枝笔能驱使那风云雷电、草木花鸟,他如果仅仅是回到家乡田园,听狗吠、锄野草、涉高坡、酿薄酒,他还是陶渊明吗?他和隔壁、邻村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又有何区别?即使像袁枚文中的粪农野僧,能兴到神会,吟诵出一言半句的神言妙语,如果没有文人们把它们记录下来,恐怕都早已咳唾随风抛掷矣。虽觉可惜,也属无奈。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有了肉体的经历、心灵的体验,却还缺少必要的手头表达的训练。一枝笔,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拿得起用得好的。——这一点,我们倒可以向大观园里的香菱学学。

香菱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勤奋好学,在技术上有黛玉、宝钗一班好老师教导指点,加之她能把自己的肉体经历与心灵体验结合起来,所以她的诗艺才能日新月异,在短期内薄有小成,赢得众位诗友闺密的一致好评。

《红楼梦》第四十八回“慕雅女雅集苦吟诗”写道:

 

    香菱笑道:“据我看来,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黛玉笑道:“这话有了些意思,但不知你从何处见得?”香菱笑道:“我看他《塞上》一首,那一联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想,倒像是见了这景的。若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竟再找不出两个字来。再还有‘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这‘白’‘青’两个字也似无理。想来,必得这两个字才形容得尽,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还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这‘余’字和‘上’字,难为他怎么想来!我们那年上京来,那日下晚便湾住船,岸上又没有人,只有几棵树,远远的几家人家作晚饭,那个烟竟是碧青,连云直上。谁知我昨日晚上读了这两句,倒像我又到了那个地方去了。”

 

香菱的两段散文,就是为初学说法的绝妙好辞了,其中的精微见解更是深得文心之妙。如果仅仅掌握平平仄仄,再掺和上一星半点生活的佐料,凭香菱之聪慧,作一首两首七言律绝来附庸风雅、应付过关,应该毫无问题。但是,她不但钻到前辈的诗里去,还潜到生活的真实体验里去,把现实之景与纸上之诗反复磨合、一再咀嚼、逐渐回甘,既走眼,又走身,还走心,不但体味了诗歌之醇美,还享受了生活之佳趣。肉体之经历与心灵之体验钗黛合一,最终得到了诗中有人在、诗外有事在——兼美——的诗艺金针。曹雪芹把这金针度与我们,我们真得好好度与我们的学生,方不负曹公一番雅意。

曹雪芹的时代、刘鹗的时代、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时代、海明威的时代、阿城的时代,风云变化、白云苍狗,或歌或哭或呻吟,都不乏生活的磨砺和心灵的震颤。但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大有不同。歌哭的土壤依然在,歌哭的空气却日渐稀薄。就好比在敞亮的剧场里看演出,瞅瞅你不哭、他不哭,我也就不好意思哭了。我们的学生更是直接,上学读书、放学回家,直来直去,连祖辈传留的方言土语都不屑学甚至无暇学了,还哪有时间和精力去进行肉体的经历,歌之哭之?但我们并不悲观也不能悲观,因为时代为学生关上了生活之门,却打开了读书之窗。历史上哪个朝代也不像今天这样具有丰富多彩、琳琅满目的书籍可供阅读采撷。——剩下的问题就看考试怎么考、老师怎么教、学生怎么学了。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一说,有一老学究,夜遇其亡友之鬼,因同路而行。至一破屋,鬼说,这里住着一个文士。学究问,何以知之?鬼说,人们白天操劳奔波,只有到了夜间睡梦中,才能一念不生、元神朗澈,胸中所读之书,字字皆吐光芒,自百窍而出,缥缈缤纷,灿烂如锦绣;此屋虽破,屋上却光芒高七八尺,此必文士无疑——

 

学究问:“我读书一生,睡中光芒当几许?”鬼嗫嚅良久曰:“昨过君塾,君方昼寝。见君胸中高头讲章一部,墨卷五六百篇,经文七八十篇,策略三四十篇,字字化为黑烟,笼罩屋上,诸生诵读之声,如在浓云密雾中,实未见光芒,不敢妄语。”学究怒斥之,鬼大笑而去。

 

纪晓岚的时代,是八股盛行的时代,先生都是那样教,学生都是那样学,先生和学生都是一群群“未见光芒”的窝囊废,鲁迅小说中的孔乙己就是这个谬种遗传的承祧子孙。当然,也侥幸剩下几个才高德硕之士,那只是天不亡我中华的读书种子、烬火之余而已。

终于,古老的八股文寿终正寝了,但是它的阴魂却历久不灭。正如周作人在《论八股》中所说:“八股算是已经死了,不过,它正如童话里的妖怪,被英雄剁做几块,它老人家整个是不活了,那一块一块的却都活着,从那妖形妖势上面看来,可以证明老妖的不死。”过去是洋八股、党八股,现在这两股还没剔剁干净,却又经过数十年努力,硬生生培植出一个“考八股”——应付各级各类特别是中高、高考的新八股。废话连篇、痛痒全无,看似绚烂,实则枯瘠。就像英人威廉·库柏诗中所写的俄国女皇的冰宫:“外表光彩夺目,实际一文不值。”

此害不除,千年中华之文运颓矣。但若想在现存繁复匆遽的考学生涯中让学生体验生活,是远水不解近渴。套用一句八股,若想“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看来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心灵体验上了。——但愿天佑中华,不绝斯文!

问题又来了。我想问一问:我们的老师会写作文吗?我们的老师会教作文吗?我们的老师还有纪晓岚所讽刺的那个老学究的胸中积存吗?我是经常浏览文学网站和翻阅文学杂志的,就我所在的城市而言,经商的大姑娘能写文章,做工的小伙子能写文章,甚至退休的老头老太太都能执笔为文,以文为乐、以文会友——当然他们的写作能力也是后来读书自修的,却很少见到中小学语老师能写、会写、愿写文章。——他们也写写豆腐块的所谓小论文,应付职称评定,可那都是被人嚼过的渣滓唾余呀,丝毫看不出心灵的感触。有时我也看看他们的文学习作和学生作文,说实话,用词不当、文意拗折甚或不能自圆其说。一经我点出,他们立即恍然大悟;我若不言,他们却看不出来,浑若无事。——这都是素常缺乏严格训练的症状。我们在读什么?我们在教什么?我们是否能把一切罪责都推给“考八股”?

就是在八股横溢的时代,也有人看得清楚、说得明白。魏禧在《宗子发文集序》中说:

 

人生平耳目所见闻,身所经历,莫不有其所以然之理,虽市侩优倡、大猾逆贼之情状,灶婢丐夫米盐凌杂鄙亵之故,必皆深思而谨识之,酝酿蓄积,沉浸而不轻发。及其有故临文,则大小浅深,各以类触,沛乎若决陂池之不可御。辟之富人积财,金玉布帛竹头木屑粪土之属,无不豫贮,初不必有所用之,而当其必需,则粪土之用,有时与金玉同功。

 

我们学生的经历是浅是窄,但若能处处留心,学问也会与日俱增。更何况学海无涯,触目皆可为我所用呢?不说精金美玉,就是竹头木屑、粪土泥巴,写到作品当中,也可“与金玉同功”。

我曾写过一篇散文,其中写到狗屎,学生很是不屑,把鼻子皱成一团。但我接着说,老农有言“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学生立即就觉得化腐朽为神奇了。在另一次课堂上,我让学生写《初冬的傍晚》,学生叫苦连天,慨叹胸无存货。我说,是否可以写写山楂树金黄的落叶?学生感觉无从着笔,我就一再启发他们。我说,比如晚饭时到树下捡一把落叶,穿成串挂在房间里,怎样?学生逐渐开始走心,树叶和灵魂有了碰触。最后,有的学生说:“当我晚自习后回到家里,一拉开灯,先有一串闪亮的星星向我眨眼。”有的说:“我从墙上取下项圈,披挂起来,我就是屈原笔下‘披萝带荔’的山鬼了。”有的说:“我喜欢做梦,以前都是黑白的,从今天起开始是彩色的了;它将伴随我一集一集一直演到高考结束。”想想看,狗屎、枯叶,谁没见过?可以一旦经过“深思而谨识之”的“酝酿蓄积”,也就是说经过了心灵的体验,境界就顿然改观,豁然开朗了。

古典诗词文赋、欧亚各国文章,处处都有玄机、在在都能启迪灵感,丰富塑造学生的心灵。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我们也可以说“不读书,无以作文”。当然了,陆游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可在目前情势下,也只好先从纸上开始谈兵,像香菱学诗那样,通过纸上的好阵势,唤起学生心灵皱褶中的微末而尘封的记忆,就仿佛在烹饪中倒入料酒,先把味觉食欲提起来再说。——最好老师也会排兵布阵写文章,常和学生交流,身教胜于言教,身边的例子最有说服力。我的学生就说我有些文章比作家的还好,还有启发性。是啊,给学生讲自己的文章,就像弹奏自己的心曲,总能挠到痒处;讲别人的文章,包括课文,往往不但隔着靴子,有时还会胸痒挠背呢。

本想写篇两三千字的小随笔,谈谈写作,过过嘴瘾,以证明自己心之所系,未能忘情。没想到东拉西扯加引用,已有五六千字之多。为了节省读者的时间,也为了增强文章的力度,我还是再学学学生作文,引两段名人大家的话,来做结束吧。瞿蜕园和周紫宜在那本小书《文言浅说》里说:

 

    过去学作文总是学作论说,这是不合实际的。论说非有学问见解不能作,当然不是初学的人所具备的条件。何况这是在旧时代里考场用得着的,今天又有什么用处呢?在实践的生活中那有用论说文的机会?光阴耗在这上面,是不值得的。

  在今天的条件下,莫妙于借写日记作练习,因为日记可多写可少写,可专写一事,也可连写若干事,可合也可分,可记事也可发抒感想和议论。丝毫没有拘束,也不至艰于下笔。吸收了什么新的东西,就可以随时使用出来,日积月累,自然用之不竭了。

 

为什们明摆着议论文作用不大,我们还在集中精力要求学生空发议论呢?好像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曾发给过纯议论的文章,除非中国另设一个学生作文奖。

写日记又怎么写呢?这是从小学就要求并学习的,实行起来应该不难。当然不是正襟危坐写在日记本上的才是日记,做作业、出板报、老师同学进行交流,只要运用所学进行尽量得体的创造,都算日记。更何况就像有些报纸,名义上叫“日报”,其实不是每日都出,也有节假日;日记也不必每日都写,学习累了,闭闭眼、散散步,给脑子放放假,轻松而有条理地想想别的事,也是好的。不在乎强度和密度,只要持之以恒,别长期停摆形成真空,就能养成好的思维习惯。而习惯一旦形成,笔下就会逐渐有成;这时思维的乐趣、写作的愉悦,就会给你极大的回报,使你欲罢不能。三天不提笔,就如同两顿不吃饭,恨不能立即铺开纸,饕餮一番。此种境界一出,不但有益高考,还会受益终生。

王小波在《长虫·草帽·细高挑》中提到,他家乡有句歇后语:长虫戴草帽,混充细高挑——老家人以为细高挑是种极美丽的身材,连长虫也来冒充。他说:“我现在靠写作为生……我也不敢期望过高,写到有几分像莎翁就行了。到那时谁想摘我的草帽,就让他摘好了:不摘草帽是个细高挑,摘了还是个细高挑……”王小波英年早逝,其作品却足以让他不朽。谁不想做个细高挑呢?高考是个细高挑,一生都是个细高挑。——关键是别停步,“慢慢走,欣赏啊”;你描画着绿叶时,森林正在不远处。

写日记应该是一种精神享受,老师和学生千万别定硬指标。不然,美差就成苦役,适得其反了。这也是多数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主要原因。啊,写文章真是个苦役活。——我的腰也酸了,你的眼也饧了,还是都躺下闭目养神,歇歇去吧。

王国维《人间词话》劈头就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我们不要求学生写诗填词,也不要求学生作文就多么诗情画意、惊世绝俗,拿定主意要成为莫言第二、第三。我们只要求我手写我口、我口说我心,言之有物、言之有序、言之有文;先慢慢参加合唱队,有朝一日造化找上头来,关门你都来不及,想不出名也不行了。——成不了作家,做个文通字顺、真情实感的好公民,不也是在为“中国梦”合唱伴奏吗?

好了,就到这里。晚饭后看有没有精力,再琢磨篇日记玩玩,操练操练手头表达,别成了光说不练的假把式。——写我这种文章和揣摩学生作文,虽则始发站是一个,却毕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2016.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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