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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和聊斋志异》后记
2016-11-01 15:58 王光福 

因是学校首届“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按规定,四年内每年有一次国内外出疗养考察机会。“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矬子里头拔将军”,于是也便能享受车来车往、飞来飞去的游山玩水之乐。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一至二十五日,我又随学校优秀教师暑期休养团游览了福建的武夷山水和厦门海天,获得了一次肉体的锤炼与精神的陶冶。惟感寂寞者是,虽然一路欢声笑语、烟酒果茶,却没能与人交流切磋聊斋学。

外出前,我已打好腹稿、找齐材料,打算写一篇《相似描写与重叠共识:以〈聊斋志异〉与〈红楼梦〉为中心》。只是因为不是一天半天能够写成,所以索性不开工,要等考察回来一气完成。在闽期间,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时时惹人情飞天外、思接远古,却总也按捺不住一缕聊斋情愫在晨曦暮霭中浮上心头。照理说,这不是游娱玩乐的正常心态,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又怎能享受肉眼凡胎的游目骋怀之乐?无奈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都住在柳风泉韵里,区区五天的山风海浪又怎能涤去我骨髓肉丝里的蒲姿松影?

在济南国际机场,一块巨铁呼呼坠地后,夜幕还没来得及拉上,我就回到了般阳古城、聊斋故里。刘艳玲教授打电话来,说,我们原先拟定的书稿《蒲松龄和〈聊斋志异〉》已经基本结稿,有几个细节问题想和我沟通一下,并让我写篇后记,谈谈我们和《聊斋志异》的不了情缘。

 

我出生在淄川西南的一个偏僻山村——马棚,离蒲家庄四十余里,在蒲松龄时代属于淄川县西南乡(仁寿乡)。我的祖辈、父辈都知道蒲松龄和蒲家庄,也给我讲过许多鬼鬼狐狐的故事。现在想来,祖辈不识字,父辈识字不多,他们无缘阅读《聊斋志异》,因此地头堰边所讲也不可能是原版的聊斋故事。犹记一个簌簌胸背落枣花的夜晚,左邻右舍坐在大门口的青石板上,听我爷爷拉呱:屋后秋天晒地瓜干的石崖头上,有一个山洞,洞里常年住着一位白胡老叟,时常出来与人闲聊。老叟没有别的爱好,就是喜欢抽旱烟。村人看出了老叟的异样,就把土枪管伸到他嘴里,一扣扳机,一声巨响中窜出一股浓烟。老叟行若无事地嘘溜嘘溜嘴巴,说,好冲。

爷爷还讲过一个故事:王七襄官高位重,心思不免也大了起来。一天,将其老母叫到楼上,说:“你看到哪里,哪里就是咱家的。”他母亲说:“我老眼昏花看不远,只看见眼前的地方。”王七襄气得直瞪眼。冬天,王七襄把村里的水井全封死,只留自己院里的一眼。他在院子里泼满水结成冰,让所有打水的人滑到摔跤,供他取乐。王七襄嫂子有个漂亮姑娘,一直没让他知道。出嫁前他见到了,说:“这么漂亮的女子给人家用了可惜,不如自己用了。”他嫂子就想杀死他。可是皇帝金口玉言封了王七襄“见天不死,见地不死,见绳索不死,见刀枪不死”,那意思就是说没人也没法杀死他。他嫂子就席棚罩天,毛毡铺地,用葛藤捆住他,用竹批子把他杀死了。

那些年月,这类故事讲了听了不知多少。有的和聊斋故事相似,有的和聊斋人物有关。可惜那时我只是十来岁的蒙童,听过了也就听过了,就像耳旁的清风眼前的明月,以为爷爷会永远讲下去,我会一直听下去,没有记录保存下来。如今,爷爷已去世近三十年,爷爷的故事也所剩无几。耆宿已逝,文献无徵,即使蒲松龄复活,真个如传说所云,设茶道旁、强执路人使说异闻,也是无济于事,徒唤奈何了。

 

一九八三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淄博师范学校任语文教师。由于离蒲家庄只有数里之遥,故几乎每星期都要骑自行车到蒲松龄故居一游。当时工资只有三四十块钱,可是蒲松龄故居的门票才两毛钱,票面上郭沫若题写的“蒲松龄故居”五个金字古拙可喜,夹在书里当书签也颇能启人之幽思。一来二去,与工作人员就熟了起来,不参观展室光逛逛故居内的小书屋,就可以不用买票了。从故居往东就是柳泉,在故居和柳泉之间下坡处的北侧,也有一纪念品出售处,兼卖各种图书。在十余年的时光里,从这两处买了不少聊斋学书籍。像《聊斋志异》的各种版本就买过不少。此间,刘心明君从北京代购得《聊斋志异》(三会本),其他的本子我就随手送人,只剩得手留余香了。

一九九七年十月,逛淄川新华书店,见朱其铠主编、人民文学出本社出版之《全本新注聊斋志异》,精装三大册,典雅喜人,即欲购置,然定价九十八元,又使我犹疑再三。徘徊数日后,终于咬牙买下,暗想,若能写得一篇文章,稿费就够买书的,若能写得两篇文章,盈余就可大快朵颐了。一九九八年,在聊斋学专家盛伟先生的点拨支持下,我的文章《得听清吟,至绝眠餐——蒲松龄对吟诵魅力的文学阐释》发表于《蒲松龄研究》本年度第二期。这是我的第一篇聊斋学论文,稿费是又买了书还是随酒肉吃掉,就不记得了。

后来,我又发表了几篇聊斋学论文,在校内就有了点儿“名气”。二〇〇一年九月,秦克铸副校长提议,张秀清校长同意,学校成立“蒲文化研究所”,我担任所长兼任研究人员。二〇〇三年九月,我出版聊斋学论著《聊斋赘语》。二〇〇四年学校升格为高等专科学校,二〇〇五年三月“蒲文化研究所”更名为“聊斋文化研究中心”,我担任中心主任助理(不设主任)。二〇一一年一月“聊斋文化研究中心”更名为“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下设“聊斋文化研究所”等四个研究所,我担任中心主任,刘艳玲教授担任“聊斋文化研究所”所长。在学校周巧玲副校长的关怀指导下,研究中心在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聊斋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完成聊斋学课题多项、出版聊斋学论著多部,受到学界的好评。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聊斋文化专业委员会第一届理事会暨第一届学术年会在淄博师专举行。省古典文学学会会长、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袁世硕教授,省古典文学学会副会长、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王平教授,省古典文学学会副会长、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杜贵晨教授等出席会议并发表学术演讲。学校党委书记张秀清担任专业委员会会长,山东大学王平教授任执行会长。

二〇一〇年十月,由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聊斋文化专业委员会、中共淄川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首届全国《醒世姻缘传》学术研讨会”,在我校隆重召开。来自全国高等院校和研机构的三十余名学者,就《醒世姻缘传》作者是否为蒲松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热烈的交流探讨。

二〇一〇年七月,我的《蒲松龄文学作品分类研究·聊斋诗词赏析》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二〇一一年六月,我与人合译的《白话聊斋志异》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二〇一二年一月,我的《新译聊斋志异选》(三)由台湾三民书局出版;二〇一二年六月,《山东区域文化通览·淄博文化通览》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文言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与〈聊斋志异〉》一章三万字,由我执笔撰写,刘艳玲教授帮我校阅过稿件。

 

刘艳玲教授比我年轻数岁,其出生地聂村在蒲松龄时代属淄川县东北乡(丰泉乡),离蒲家庄只有十数里之遥。君少时有无听过聊斋故事我没有问过她,她的“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对聊斋学情有独钟,我却是深有体会的。二十多年来,我与君既是单位里的同事,也是学问上的朋友。因为我生也早,君时时事事为长者折枝,帮我买书借书、打印文稿……帮我处理研究中心的许多事务,任我清清静静地读书卧游。她的勤奋治学、诚实为人都深深感动着我。二〇〇八年至二〇一〇年,我和刘君先后到山东大学文学院做访问学者,师从著名学者王平先生研治中国小说史,主攻聊斋学。在先生诲人不倦的谆谆教谕下,我们也学而不厌地孜孜以求。先生带领我们参加了多次学术会议,认识了多位学术名家,指导推荐我们的学术文章,使我们走上了治学之路,这对我们当下和将来的学术发展,都将产生积极的奠基推动作用。

 

学校领导非常重视科研工作,准备出版一套地域文化研究丛书。我们提出要写一本《蒲松龄和〈聊斋志异〉》,加入到丛书行列。一者总结我们近年的研究成果,二者向诸位师友汇报我们的学习成绩,三者为学校科研建设贡献一份绵薄之力。我们的建议,立即得到了科研处长王荣敏教授的赞同和支持。在当今出书大难的境况中,这是我们能集中精力编撰完成此书的精神动力。

 

此书“前言”和“后记”由我撰写。上编由刘艳玲撰写,主要评述蒲松龄的生平事迹及平生撰述,命名为“蒲松龄生平著述述论”。下编和附录由我撰写,下编集中论述《聊斋志异》中的十个专题问题,命名为“《聊斋志异》束论”;附录的四篇文章,前三篇论述《聊斋志异》中的三个小问题,第四篇虽然和《聊斋志异》关系不大,但写作的时候本是想讨论《聊斋志异》中的“镜异”问题的,只是还没写到《聊斋志异》就有了八九千字,就回手打住没有写下去,因此也和《聊斋志异》有点关联,加之讨论的也是中国文言小说一系的问题,所以也放在这里;这些文章有几篇曾得到友人的帮助,曾以其他题名或不同署名方式发表过,在此一并致谢。本书的作者署名,是循惯例按姓氏笔画排序的,也在此一并说明。

 

我已年逾“知命”,君也早逾“不惑”。我们研究聊斋学是把自己判了自苦苦人的无期徒刑。看着别人爬山游水,其乐陶陶;看着别人的家人下棋打牌,乐此不疲;看着自己的家人终日忙碌于厨房、菜市场、洗衣盆中,以便腾出时间让我们专心向学,我们也深感艳羡、甚感歉疚。但我们和聊斋的不了情未完,我们不可能过上优游裕如的“人间生活”。在此只能对家人说声“谢谢”,以表寸心,争取更大的理解支持了。这当然很俗,但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民间有句话说:“长虫戴草帽,冒充细高挑。”我们年龄都不小了,但研究工作却刚刚开始。我们这本书只是一顶小小的草帽,戴在我们头上不知漂亮不漂亮?王小波期望自己的文字能赶上莎翁,到那时“不摘草帽是个细高挑,摘了还是个细高挑”。我们没有那样的学术自信,或许我们只能冒充,永远成不了真正的细高挑呢。

 

王光福

一二年七月廿七日

于淄川聊聊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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