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secomponent/logo11.png
 
 
 
 
热点文章
·  “落实不力”问题情况汇报
·  社科中心集体学习“落...
·  社科中心“落实不力”...
·  社科中心老师集体收看...
 
  蒲松龄文化
当前位置: 首页>>蒲松龄研究>>蒲松龄文化>>正文
 
比较分析王渔洋蒲松龄赵执信的三组七言律诗
2016-11-01 15:54 王光福 

清朝初年,现在的山东淄博境内涌现出三大诗人,从北往南分别是:桓台的王渔洋,淄川的蒲松龄,博山的赵执信。蒲松龄比王渔洋小六岁,比赵执信大二十二岁。蒲松龄二十岁时写《郢中社序》,可知最晚此时他已开始了诗歌创作。可惜的是,他从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十来年间的诗作没有一首流传下来。从三十一岁到七十五岁,这四十五年间的诗作,据光绪间高翰生《聊斋诗集跋》云:“共五册,计一千二百九十五首。”据今人搜集整理,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蒲松龄诗作共一千零五十六首。王渔洋自八岁开始吟诗,终其一生,赋咏数千首,晚年指导门人编订《渔洋山人精华录》,收平生得意之作一千六百余首。 赵执信二十三岁任山西乡试正考官,途中所作之诗,编入《并门集》,到《磺庵集》中的乾隆八年诗作,他一生吟咏不辍,共存诗一千零六十四首。 由此看来,三人都是终生迷恋诗歌创作,作品数量既多质量且高。蒲松龄的存世诗作和赵执信持平,王渔洋的创作量比蒲松龄、赵执信都大。

现在,即使在淄博,说起王渔洋,还有人知道他是诗人;说起蒲松龄,虽然路人皆知,却也只知他的《聊斋志异》而不知其《聊斋诗集》;说起赵执信,就是其诗名也鲜为人知了。在清初三人在世之时,王渔洋是一代诗宗,天下共仰;赵执信少年得第,诗名亦盛;而蒲松龄,《聊斋志异》只在少数人手中传抄,《聊斋诗集》的创作几乎就是自娱自乐的秘密活动。今天,我们对王渔洋、蒲松龄、赵执信三人的三组七言律诗进行比较分析,目的是想看一看这同吸齐地风、共饮孝河水长大的三位诗人,他们在年轻时代是如何对待诗歌创作、如何用诗歌来抒发人生感慨,如何从大诗人杜甫的诗歌创作经验中吸取营养的。

清顺治十二年乙未,王渔洋二十二岁,中会试第五十六名,未殿试而归。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王渔洋二十四岁。《菜根堂诗集序》云:“顺治丁酉秋,予客济南,时正秋赋。诸名士云集明湖。一日,会饮水面亭。亭下杨柳十余株,披拂水际,绰约近人,叶始微黄,乍染秋色,若有摇落之态。予怅然有感,赋诗四章,一时和者数十人。又三年,予至广陵,则四诗流传已久。大江南北,和者亦众。于是《秋柳诗》为艺苑口实矣。” 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蒲松龄三十四岁,上一年参加山东乡试不第,是年设帐于淄川丰泉乡王氏家中。九月九日重阳节,他与王家子弟登高赋诗,成《九日同如水登高,时定甫欲北上》一组四首。康熙二十三年甲子(1684),赵执信二十三岁。是年秋,他典试山西回京,顺道回博山探亲,于孟冬过阳城至泽州,山行十日,成《山行杂诗四首》一组。我们取来比较分析的王、蒲、赵诗,都是组诗,都是七言律诗,都是其早年作品,应该有相当的可比性。

先把王渔洋,《秋柳四首》录在下边:

 

秋来何处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

他日参差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烟痕。

愁生陌上黄骢曲,梦远江南乌夜村。

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

浦里青荷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

空怜板渚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

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

 

东风作絮糁春衣,太息萧条景物非。

扶荔宫中花事尽,灵和殿里昔人稀。

相逢南雁皆愁侣,好语西乌莫夜飞。

往日风流问枚叔,梁园回首素心违。

 

桃根桃叶镇相怜,眺尽平芜欲化烟。

秋色向人犹旖旎,春闺曾与致缠绵。

新愁帝子悲今日,旧事公孙忆往年。

 记否青门珠络鼓,松枝相映夕阳边。

 

这四首诗,既是王渔洋的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俞兆晟《渔洋诗话序》记王渔洋自述云:“少年初筮仕时,……入吾室者俱操唐音,韵胜于才,推为祭酒。” 在“唐音”中,王渔洋表扬过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草堂乐府擅惊奇,杜老哀时托兴微。元白张王皆古意,不曾辛苦学妃狶。”(《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之九)他所看重的是李杜元白等人的“古体诗”,并不是近体诗。他最为推崇王维、孟浩然、柳宗元、韦应物一路诗人:“挂席名山都未逢,浔阳喜见香炉峰。高情合受维摩诘,浣笔为图写孟公。”(同前之四)渔洋自注云:“右丞爱襄阳‘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之句,因为写《吟诗图》。”“风怀澄淡推韦柳,佳处多从五字求。解识无声弦指妙,柳州那得并苏州。”(同前之七)渔洋自注所引两句极为右丞所赏之诗,出自孟浩然《晚泊浔阳望香炉峰》,这首诗虽然是一首五言古诗,但五言四韵,中间两联基本对仗,除平仄不粘缀外,已经是五言律诗的规模。渔洋说“佳处多从五字求”,也指的是韦应物、柳宗元的五言诗。他在二十八岁时曾选“唐律绝句五七言”为《神韵集》,他三十岁时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首》,作《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结合渔洋所选及所论,我们知道他所心仪的是“唐音”中模山范水、写景状物而又韵致高古、气格淡然的五七言古诗特和律绝。杜甫诗名太高,公开场合渔洋也曾称赞有加,但暗地里呢?赵执信在《谈龙录》中云:“阮翁酷不喜少陵,特不敢显攻之,每举杨大年‘村夫子’之目以语客。”喜欢不喜欢一个人的作品,只有仔细读过,才会产生相应的好恶。渔洋不喜好杜诗,也是精心研读后的反映。既然精心研读了老杜,不管喜欢不喜欢,下笔就不可避免带出研读老杜的痕迹,这就是杜诗的魅力所在,正如同周伯通之于《九阴真经》。

以诗论诗,写“论诗绝句”的老祖宗是杜甫,他的《戏为六绝句》开创了古典诗论的新形式,丰富充实了古典诗论的大园林。杜甫是伟大的写实派诗人,其诗有“诗史”之称;元好问也是金代的写实大诗人,他不但继承了杜甫的诗歌精神,还学习杜甫的论诗经验,创作《论诗绝句三十首》,他是杜甫以后以诗论诗的最大者。王渔洋诗歌创作及诗歌理论,与杜甫、元好问相距甚远,但是他仿元好问“论诗绝句”体而写《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名义上是仿元遗山,实际上还是仿杜甫。杜甫是《戏为六绝句》,元好问是《论诗绝句三十首》,王渔洋是《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首》,一个“戏”字,就越过元好问直接接上了杜甫的笔调。

王渔洋《秋柳四首》,借秋柳以抒情怀。诗歌史上,借秋景抒怀之作多矣,然而最著名的组诗莫过于杜甫的《秋兴八首》。杜甫是“连章体”组诗的开创者,正如同是“论诗绝句”的开创者,写“论诗绝句”组诗很难离开《戏为六绝句》,写“连章体”七律组诗也很难对《秋兴八首》等视而不见。杜甫的流风余韵到王渔洋时代,虽然已经“异代不同时”了,却并没有“萧条”,王渔洋诗歌创作的路数与杜甫大相径庭,照理,他的《秋柳四首》没有理由与杜甫的《秋兴八首》等有多少瓜葛。可是不然,细心揣摩之后,我发觉了两组诗的异梦同床之处。

王渔洋《秋柳四首》所用之韵,按顺序分别是:上平声十三元、下平声七阳、上平声五微、下平声一先。杜甫《秋兴八首》所用之韵,按顺序分别是:下平声十二侵、下平声六麻、上平声五微、上平声四支、上平声十五删、下平声十一尤、上平声一东、上平声四支。王诗的第三首和杜诗的第三首,都是用上平声五微韵。五微韵,不算宽韵,也算不得险韵,《佩文诗韵》中“五微”韵有七十二字可供选择。杜诗第三首“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五个韵字分别是:晖、微、飞、违、肥。王诗第三首,五个韵字分别是:衣、非、稀、飞、违。王诗与杜诗相比照,韵字五个字有两个相同,分别是:飞、违。在七十二个备选字里,“违”排在第十二,“飞”排在第十八,都是常用韵字,王、杜重复不算稀奇。杜诗颔联用的是“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王诗颈联用的是“相逢南雁皆愁侣,好语西乌莫夜飞”,王诗上联用“南雁”代替了杜诗的“渔人”,下联用“西鸟”代替了杜诗的“燕子”,实际上也就是用大“雁”代替了小“燕”,用“西鸟”代替了“渔人”,把《秋兴》的颔联变成了《秋柳》的颈联。这样说还有些牵强,但我们再看“违“字”。杜诗的“违”字,在颈联,王诗的“违”字在尾联;“刘向传经心事违”,平仄格式是“仄仄平平仄仄平”;“梁园回首素心违”,平仄格式是“平平仄仄仄平平”。如果不是为了调平仄,杜甫或许也会将“心事违”写成“素心违”;渔洋或许也会将“素心违”写成“心事违”的。可与“违”字搭配的字很多,平声仄声都有,如“远”、“暌”、“相”、“久”、“依”、“不”、“乖”、“重”等字都是常用字,王渔洋为何偏偏选中了与杜诗“心事”相同的“素心”呢?如果还显牵强,我们再翻翻杜集。王渔洋这首诗的用韵,和杜诗的关系真是剪也剪不断。杜诗《曲江二首》其二:“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杜诗的韵字是:衣、归、稀、飞、违;王诗的韵字是:衣、非、稀、飞、违。除了首联韵脚的“非”、“归”不同外,王诗连用韵的顺序都亦步亦趋,并且首句的“春衣”一词照搬杜诗不误,这真是在向杜诗遥遥致敬了。王诗第三首结句的“素心违”,是既有杜诗《曲江二首》其二结句“莫相违”的影子,又有杜诗《秋兴八首》第三首颈联“心事违”的灵魂。如果再翻一下,杜诗《题省中壁》颈联云:“腐儒衰晚谬通籍,退食迟回违寸心。”这“违寸心”,也就是《秋兴八首》的“心事违”,它们都是王诗“素心违”的源头活水,天光云影般终日徘徊在王渔洋的半亩心鉴上。若仍有兴趣翻检,还会发现王诗“东风作絮糁春衣,太息萧条景物非”这一联和杜诗《绝句漫兴九首》之七首句“糁径杨花铺白毡”及《送韩十四江东觐省》第二句“太息人间万事非”有些面容相似。于是,从清诗中我们听到了“唐音”,从王诗中我们品出了杜韵。

《秋柳四首》的第三首和《秋兴八首》的第三首同韵。《秋柳四首》的其他三首虽然不和《秋兴八首》的任何一首同韵,其第一首却和同是作于唐代宗大历元年的另一组杜诗“连章体”诗作《咏怀古迹五首》的第三首同韵,都是上平声十三元。杜诗“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韵字是:门、村、昏、魂、论;王诗的韵字是:魂、门、痕、村、论。十三元有韵字一百六十一个,比五微的两倍还多,算是中韵,可选择的余地很大,照理王渔洋诗不会明目张胆地同杜甫诗五个韵字重四个,可事实上偏偏就重了四个,这是为什么呢?结合第三首,我推测原因可能是,王渔洋在写《秋柳四首》之前,心里早就存着杜甫《秋兴八首》和《咏怀古迹五首》的“痕”迹,而又不愿在四首诗中过多重复杜诗某一组诗的用韵,否则就成了“拟韵”或“次韵”,算不得自己的首创,所以就在两组诗中各选一首“拟韵”,既省了寻找韵字的心思,而又“拟”得不露“痕”迹,没想到只有一个“痕”字不同,却还是让我看出了“痕”迹。王渔洋《秋柳四首》确是有其独到之处,联系他在《菜根堂诗集序》中所言“予怅然有感,赋诗四章”,如果不是夙构好了而适逢其会地吟出来,若真是现场口占,就是他“拟”了杜诗的韵,我们也只能夸赞一声亏他记得住想得出了。

再把蒲松龄的《九日同如水登高,时定甫欲北上》组诗录在下边:

 

佳节风寒物色宜,又牵杨柳动离思。

庭前篱菊先生酒,山上笙歌太傅棋。

挫折全消惟舌在,声容已变恃交知。

与君共订茱萸会,覆雨翻云莫浪悲。

 

深坐匡床欲闭关,骊歌忽听兴阑珊。

人随星汉乘槎去,客醉秋风戏马还。

旧事伤心惟白菊,离人幽梦只青山。

临风倚剑开尊酒,及尔论交天地间。

 

何人作赋怀王粲,此日登临忆孟嘉。

一醉只须眠绿柳,满头无用插黄花。

搔残短发风吹帽,卧趁斜阳云作家。

莫向尊前惜沉醉,瓶空稚子夜能赊。

 

歧途落拓叹遭逢,把酒登临问化工。

三载浮名怜主弃,十年孤调与君同。

离骚若读称名士,山水之间见醉翁。

 握手相看秋又暮,长林枫叶满枝红。

 

王渔洋写《秋柳四首》那一年,蒲松龄十八岁,还没有成立“郢中诗社”,他有没有可能读到《秋柳四首》呢?伊丕聪云:“1657年(顺治十四年丁酉),……是年秋,王渔洋与……等人,在济南大明湖举秋柳诗社,共同研究诗学。是时,王渔洋……赋《秋柳》四章,……张笃庆……等人,在专心研究王士禛诗作的同时,都争相倡和其诗。”张笃庆比蒲松龄小两岁,据蒲松龄《郢中社序》“余与李子希梅,寓居东郭,与王子鹿瞻、张子历友诸昆仲,一埤堄之隔,……遂以‘郢中’名社”。“张子历友”就是张笃庆。他既在前二年就和过《秋柳》诗,二年后成立“郢中诗社”时,他与蒲松龄又同是发起人,虽然不能肯定说“郢中诗社”的成立是受了王渔洋等“秋柳社”的启发和激励,年轻的蒲松龄读过《秋柳四首》则是肯定无疑的。蒲松龄“郢中诗社”时期和其后十来年的诗作,我们见不到了,是他因为摹拟痕迹太浓而悔其少作了,还是由于别的原因,我们也无从知晓。从蒲松龄现存的诗作中,我们一时还看不出王渔洋诗歌对他的明显影响。但是,王渔洋和杜甫却有着共同的老师,那就是杜甫。

我们再把杜甫《秋兴八首》的用韵情况排一遍:下平声十二侵、下平声六麻、上平声五微、上平声四支、上平声十五删、下平声十一尤、上平声一东、上平声四支。再看上引蒲松龄诗的用韵,按顺序依次是:上平声四支、上平声十五删、下平声六麻、上平声一东。一看就明白,蒲松龄诗的四个韵,都包含在杜诗之中了。这是巧合还是蒲松龄看不起王渔洋的拟唐,越过王渔洋而直接取法乎上了?

也把赵执信的《山行杂诗四首》录在下边:

 

岭路盘盘行欲迷,晚来霜霰忽凄凄。

林间风过犹兼叶,涧底寒轻已作泥。

马足蹙时疑地尽,溪云多处觉天低。

倦游莫讶惊心数,岁暮空山鸟乱啼。

 

晓云忽散见峰颠,远寺鸣钟思悄然。

积雪更宜新月照,轻烟不障暗流悬。

行同宿鸟趋林急,稳羡山僧拥絮眠。

正好溪风送前路,一灯明灭戍楼边。

 

绝巘平临远目开,天风吹我离氛埃。

路于残雪消中见,人自群山阙处来。

树外连峰横作障,马前云气散成堆。

平生蜡屐幽寻兴,落日登高首重回。

 

十日山中汗漫行,山云作意变阴晴。

连天细雪因风急,近郭空烟接日生。

鞭影远牵残照色,马蹄寒踏断冰声。

 定是此后相思处,赢得清樽夜夜倾。

 

赵执信这四首诗的用韵情况,依次是:上平声八齐、下平声一先、上平声十灰、下平声八庚。从用韵来看,这组诗和杜甫的《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没有任何相应之处,只有第二首用下平声一先韵,与王渔洋《秋柳四首》第四首相同,考虑到王、赵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路数的大异其趣,也可以说赵诗和王诗没有丝毫联系。但是,如果能从整组诗的结构形式来着眼,我们却可以找出赵诗与杜诗《咏怀古迹五首》、《秋兴八首》的相似之处。千家注杜,万家读杜,杜诗的影响太大了,特别是在以七言律诗为组诗这一“连章体”体式上,就像七言绝句的《戏为六绝句》,你是躲也躲不开,同样产生了使后代诗人既崇敬又焦虑的巨大魅力。

赵执信《谈龙录》第十二条云:“凡一题数首者,皆须词意相副,无有缺漏枝赘,其先后亦不可紊也。顾小谢每举少陵两《过何将军园林》诗以示学者,余谓此诗家最浅近处……”赵蔚芝先生解释说:“这一条说明一题数首的诗,要注意首尾起结,相互关联,不要前后重复,上下不接;要使这一组诗,围绕着一个中心,或缘着一条线索,成为一个整体。赵执信的诗一题数首的,凡是内容不连贯的,标题大都加一‘杂’字,如《山行杂诗》……”  这里提到的赵诗《山行杂诗》,就是我们上引的《山行杂诗四首》。赵执信在《谈龙录》中借顾小谢之口标举杜甫的《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五言律诗与《重过何氏五首》五言律诗作为“一题数首”的标本,他为何放着大名鼎鼎的《咏怀古迹五首》和《秋兴八首》不提,而去提相对名声较弱的前面两组呢?看来,他是看出了《咏怀古迹五首》与《秋兴八首》每首之间的不连贯性,如果让他来制诗题,大概都会加上“杂诗”二字的。当然,赵执信认为顾小谢所标举的杜例是“诗家最浅近处”,至于诗家之最深远处的例子,他没有标举,是不是他认为杜诗之《咏怀古迹五首》和《秋兴八首》就足以当之呢?《咏怀古迹五首》和《秋兴八首》虽然没有十分明显的脉络,但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作者既然将其放在一个诗题下,就肯定有内在情感和外在时空上的联系,正如同赵执信的《山行杂诗四首》,仔细寻绎,次序井然,标以“杂”字,似乎只是自谦的表示。

 

杜甫《秋兴八首》乍睹茫无头绪,细按则见其一气灌注之妙。“一章纪夔州之秋兴,为总冒;次章承‘急暮砧’,而及夔州之晚景;三章又及夔州之朝景;四章承‘武陵衣马’而忆长安,因有‘王侯第宅’、‘文武衣冠’之语,遂结云‘故国平居有所思’,故下皆思长安游历之地;五章思蓬莱宫之朝班;六章思曲江之游;七章思昆明池之游;八章思渼陂之游。写得长安之盛衰历历如见,而乃以昔游今望为一大结,仍不脱夔州之秋兴。回环映带,首尾相应”。⑾ 王渔洋《秋柳四首》其一云“白下门”等,其二云“永丰坊”等,其三云“梁园”等,其四云“青门”等,地点纷乱,不相连属;其一云“黄骢曲”等,其二云“隋堤水”等,其三云“扶荔宫”等,其四云“桃根桃叶”等,所用之事之人,也是异代不同时。他们的情感中心是什么呢?“后世研究者多以为此诗乃吊明亡之作。诗人明写秋柳景色,暗写明亡史事,以免受清廷迫害。内容涉及太祖开国、弘光君臣昏庸无能、南都诸人事及童妃案等南明史实传闻”。⑿ 它们的情感中心就是“吊明亡”,故而才能触动当时文士的幽微心思,唱和极一时之盛。如此有名的一组诗,沈德潜《清诗别裁集》何以不选呢?政治的原因不会成为问题,那么就是诗歌理论上的不同了。王渔洋主“神韵”,沈德潜主“格调”。王渔洋是用“神韵”来救明前后七子模仿盛唐格调之弊,而不免空疏无物;沈德潜看到王渔洋“神韵说”的空疏无物,而以“格调”补救之。他在《清诗别裁集》卷四王士禛名下说:“或谓渔洋獭祭之工太多,性灵反为书卷所掩,故尔雅有余,而莽苍之气遒折之力往往不及古人,老杜之悲壮沉郁,每在乱头粗服之中也。应之曰,是则然矣。然独不曰欢娱难工,愁苦易好,安能使处太平之盛者,强作无病呻吟乎?”⒀ 在这里,沈德潜自为设问,指出了王渔洋诗的大毛病,就是“獭祭之工太多,性灵反为书卷所掩”。提倡“性灵说”,标举真性情、真感情的袁枚也正是看到了王渔洋诗的这一缺点,才说:“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诗。”沈德潜虽然用“欢娱难工,愁苦易好”的老调调来为渔洋辩白,但也确实看透了王渔洋的“强作无病呻吟”。王渔洋的祖父王象晋虽然做过明朝的布政使,但他的父亲王与敕也做过清朝的国子祭酒,写《秋柳四首》时,他自己也已经考中了清朝的进士,飞黄正在腾达,所以说,他处“太平之盛”而“强作无病呻吟”。王渔洋的《秋柳四首》,几乎句句写“柳”,却通篇不见“柳”字,这固然符合他后来标举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但句句用典,“獭祭之工太多”,风流“尔雅”确是风流“尔雅”,却不免缺少了杜甫诗《秋兴八首》的“悲壮沉郁”之气。胡适之《白话文学史》说:“《秋兴八首》,传诵后世,其实都是一些难懂的诗谜。”王渔洋的《秋柳四首》才足以当得这个评语。叶嘉莹先生在论《秋兴八首》时说:“杜甫入夔,在大历元年,那是杜甫死前的四年。当时杜甫已经有五十五岁,既已阅尽世间一切盛衰之变,也已历尽人生一切艰苦之情,而且其所经历的种种事变与人情,又都已在内心中经过了长时期的涵容酝酿,在这些诗中,杜甫所表现的……乃是把一切事物都加以综合酝酿后的一种艺术化了的情意。……可以称之为‘意象化之感情’。”⒁ 如果我们前文分析得不错,王渔洋《秋柳四首》是有意摹拟杜诗的,但他没有杜甫颠沛流离的身世经历和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感,他在声韵方面和组织结构方面逼近了杜甫,而魂儿却相去甚远。有论者以王渔洋《秋柳四首》第一首为例说:“在这首诗中,写出由‘秋柳’所联想到的美的东西的消失,和由此引起的深沉的幻灭感。但这种幻灭感,通过‘陌上黄骢曲’、‘江南乌夜村’之类典故的衬托,被处理成过去式的或谓历史的悲哀。而美丽的语汇和意象,流动的富于音乐感的节奏,又减少了这种幻灭感对人心的刺激,使之转化为优美的忧伤。”⒂ 经过和杜诗的比较,我们发现,与其说《秋柳四首》将“深沉的幻灭感”“处理”了,“减少了”“对人心的刺激”,倒不如说王渔洋限于年龄、身世、思想的与杜不同,他的诗歌功力尚没有达到能写出“深沉的幻灭感”的精醇高度,《秋柳四首》的传唱一时,固然由于其“尔雅”的形式,更重要的或许是其形式背后的故国乔木之思,诗只是引发这种思绪的引子。当然这样说并没有否认《秋柳四首》的价值,只是说它不及杜诗而已。试想,又有谁的诗能赶上杜诗呢?能和杜诗作一比较,就足以“服渔洋心也”了。

王渔洋的《秋柳四首》是写秋景抒秋思,赵执信的《山行杂诗四首》则是写冬景抒冬思。若说《秋柳四首》多用比兴托喻之法,则赵执信《山行杂诗四首》纯用赋体。王诗不翻类书难以看懂,赵诗直读文本就能明晓。前文说过,赵诗在组织结构上规模杜诗,这四首诗中,他在第一首还用了杜甫《春望》中“恨别鸟惊心”的典故:“倦游莫讶惊心数,岁暮空山鸟乱啼。”除此之外,就和杜诗没有明显的关系了。前文已引吴瞻泰语说明了杜甫《秋兴八首》之内部结构关系,下面我们来看赵执信《山行杂诗四首》的承转脉络。

第一首先说“岭路盘盘行欲迷”,紧靠诗题,点出“山行”二字。接着用“晚来”点明山行之时间,用“岁暮”点明山行之大时间,用“马足”点明山行之工具,用“霜霰”点明冬雪初下。第二首,用“晚云”照应第一首之“晚来”和“岁暮”之“暮”字,表明时间比第一首更晚,用“远寺鸣钟”点明“晚”的具体时间,用“行同宿鸟”这一比喻照应第一首之“鸟乱啼”,用“山僧拥絮眠”再把时间推进一步,用“积雪表明雪下已非一日。第三首,用“残雪消”表明时间与前又已非一日,用“落日登高首重回”表明已雪过天晴,同时表明山行已尽,再过此山便已出山,登山虽则辛苦,离山尚有眷恋。第四首,用“十日山中汗漫行”总结行程,点出山行之总时间,用“山云作意变阴晴”回顾第一首之“阴”与第二、三首之“晴”,用“连天细雪因风急”照应第一、二首之“霜霰”和“积雪”,用“近郭空烟接日生”之“朝日”照应第三首之“落日”,用“鞭影”、“马蹄”照应第一首的“马足”、第三首的“马前”,一路“行”来,让我们听到一路“嘚嘚”的马蹄声,用“残照色”照应第一首之“晚来”、第二首之“一灯明灭”、第三首之“落日”和本首“接日生”的朝“日”,一路“行”来,让我们看到一个日未出而已行,日已落而不息的旅人形象。最后,用“定知此后相思处,赢得清樽夜夜倾”,点明组诗的主题思想:相思、佐酒。由此看来,赵执信以“杂”字名诗,不是自谦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自炫,他的“杂诗”实在是“杂”而不“杂”。

若借用王国维《人间词话》的论词术语来论诗,我们可以说杜甫的《秋兴八首》介于隔与不隔之间,虽然不易捉摸,但还能看得见想得到。王渔洋的《秋柳四首》则隔得远了一些,其标举的人、物、事虽然都查有其据,但若想通过这些人、物、事想像出与“吊明亡”的关系,不只像是隔物看花,简直就是隔帘看雾,如果不是个中人懂得其中的隐语,很难引起情感的共鸣。赵执信的《山行杂诗四首》则更靠近不隔。虽然不隔,却又不显得滞涩强木,原因就是他在平铺直叙当中较好地进行了艺术调节。其一,用较为灵幻之词以调节质实。如第一首首联“岭路盘盘行欲迷,晚来霜霰忽凄凄”中的“盘盘”、“凄凄”二词,单独看似觉寻常,将二词联系起来看,就显出其功力非凡了:“盘盘”与“凄凄”都是叠音词,“盘”字是双唇爆破音,发音强而重,正好状“岭路”盘旋之多而大,给人以惊悚之感;“凄”字是舌面塞擦音,发音轻而尖,正好状“霜霰”之密而厉。盘盘,凄凄;一盘,一凄;盘不尽,凄不完;凄逾晚,盘逾迷,先则“疑”,继则“惊”,可谓惊心动魄。第二首,仍以首联为例。“晓云忽散见峰颠,远寺鸣钟思悄然”。一个“忽”字搭配上一个“见”字,就将第一首的凄厉变成了清旷;一个“鸣”字搭配上一个“思”字,就把第一首的繁乱变成了清寂。由第一首的“惊心”到第二首的“正好”,都是以这“见”字和“思”字出来的,在第一首是“迷”,是“疑”,是“惊”,在第二首是“宜”、是“羡”,是“正好”赶路,音乐已由急管繁音的交响变奏成清幽跳跃的单簧管或二胡独奏。在第三首,仍以首联为例。“绝巘平临远目开,天风吹我离氛埃”。上一句正常的语法结构应该是“绝巘临平开远目”,“平”是“临”的宾语,“目”是“开”的宾语。虽则“平临”、“目开”久已经人运用,似乎不觉有何语序颠倒之拗,但就在这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模棱之中,诗的意境也就出来了。诗的意境出来了,平平常常的一个“平”字和“开”字,也就不再平常,而顿时有了“离氛埃”的出尘脱俗之姿。第四首,还以首联为例。“十日山中汗漫行,山云作意变阴晴”。“汗漫”是叠韵词,呼应第一首第一句的“盘盘”,本来是惊心动魄之行,到山行结束之时,惊魂早定,历险变成了回味与享受,迷茫变成了自由与淡定。“作意变”三字把“山云”人格化了,大自然的无意“阴晴”“变”成了馈赠诗人的有意之作,是“山云作意”还是诗人有情,已云端浮人情人心荡云意矣。其二,每首诗用尾联荡出悠悠情韵,把诗带向了灵动。第一首“倦游莫讶惊心数,岁暮空山鸟乱啼”,一个“倦”字,一个“讶”字,一个“惊”字,一个“数”字,一个“暮”字,一个“空”字,一个“乱”字,这些字仿佛本身就带有诗意,结合起来虽则给人以极不安稳之感,但最后结束在一个“啼”字,把一切收束住,只落得一个“鸟鸣山更幽”。第二首“正好溪风送前路,一灯明灭戍楼边”,“溪风送前路”,已经有苏轼“东风知我欲山行”的温存,“一灯明灭戍楼边”,又有苏轼“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明灭”一词是双声词,毫不费力地双唇连碰两次就是“明灭”,连着碰下去就是“明灭明灭明灭……”,随着行程的推进,由远而近“忽闪忽闪忽闪……”,最后诗人进军营投宿不见了,“一灯”还在“明灭—忽闪”着,空对着“积雪”中的一轮“新月”。既云“戍楼”,明晨定有嘹亮的号角,行人刚刚睡稳,我们仿佛已经听到第三首首联的“吹”字了。第三首“平生蜡屐幽寻兴,落日登高首重回”,“蜡屐”的“蜡”字映在“落日”之下就已经够鲜明了,还把“寻幽”颠倒成“幽寻”,把“重回首”颠倒成“首重回”,不但“幽”、“首”叠韵,读起来藕断丝连、情韵悠悠,还突出了“幽”字、“首”字在句中的地位,让我们看到了“曲径通幽处”的一个“一步三回首”。第四首“定是此后相思处,赢得清樽夜夜倾”, “定是此后相思处”,一个“后”字,一个“处”字,把声音坐得稳稳,“赢得清樽夜夜倾”,一个“赢”字,一个“清”字,一个“倾”字,三字叠韵联翩而出如贯珠,使人在沉稳中听到清泠之声,如身坐秦砖汉瓦之屋而听铁马檐铃之声,是何等清而雅,何况还有古色古香的“樽”,何况还有叠音的“夜夜”。职是之故,不但此诗余音袅袅,整组诗都“诗情到碧霄”了。赵执信在《谈龙录》中引用昆山吴乔《与友人书》语,呼吁“诗之中要有人在”,并且说:“夫必使后世因其诗以知其人,而兼可以论其事,是又与礼义之大者也。若言与心违,而又与其时与地不相蒙者,将安所得知之而论之?”⒃ 总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从赵诗中,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诗人,看到了他的“倦游”,看到了他的“思”,看到了他的“兴”,看到了他的“阴晴”,听到了他的吟诵看到了他的诗情。若与王渔洋《秋柳四首》中的诗人形象比较起来,赵执信可算“东边日出西边雨”的正午,王渔洋只能是“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薄暮了,虽然都有其可赏之处。

蒲松龄从二十岁成立郢中诗社,到三十四岁写《九日同如水登高,时定甫欲北上》,诗歌创作已有十五个年头。前一年(康熙十一年壬子),孙蕙曾有信给蒲松龄,云:“来什怜及牛马,传语加餐,足纫至爱。几番拈髭拟和,不成报章,大抵鞅掌之人,重以【舌隹】索,便语不成声矣。……兄台绝顶聪明,稍一敛才攻苦,自是第一流人物,不知肯以鄙言作瑱否耶?”⒄ 孙蕙既然说“几番拈髭拟和”,可见蒲松龄寄给他的信中有诗歌作品,他接着说的“兄台……人物”,或许就是针对蒲松龄的诗歌创作而言。据盛伟先生编《聊斋诗集》,蒲松龄创作《九日同如水登高,时定甫欲北上》的当年(康熙十二年癸丑),曾有《久废吟咏,忽得树老家报,侘傺不成寐,破戒作三律,即寄呈教,聊当慰藉,想为我千里一笑也》。蒲松龄谓“破戒”,“戒”从何来呢?应该就是指孙蕙的劝告而言。实际上,蒲松龄并没有“戒”除诗歌创作,当年他还登过泰山,有《登岱行》,登过崂山,有《崂山观海市作歌》,还系统研读唐人诗集,有《读唐人诗集》。他是在把诗歌创作当作文学事业来做,他对孙蕙说的“千里一笑”,不仅仅是自谦,还有隐衷存焉,是“废”也不曾“废”,“戒”而未能“戒”,自嘲的面子底下是心中的自傲和自得。

蒲松龄的自傲和自得来于他的创作实力。张鹏展《聊斋诗集序》云:“当渔洋司寇、秋谷太史,互以声价相高时,乃守其门径,无所触亦无所附,卒成一家言。”想在诗坛上“成一家言”,必须“无所触亦无所附”,但是又不能一无依傍、目空一切。蒲松龄的诗歌“门径”是越过了时空近的王渔洋,直取时空远的老杜。这一点,连王渔洋也看出来了,他在蒲松龄写于康熙十年辛亥的《挽淮阳道》诗下批曰:“起语陡健”,“苍老几近少陵矣”。有了少陵老杜这样的好榜样,蒲松龄的诗歌实力不俗,也就没有必要“触”谁“附”谁听谁的劝告并“戒”掉诗歌创作了。

蒲松龄的《九日同如水登高,时定甫欲北上》,紧紧围绕登高、饯行来写身世和友情。前文已经说过,这组诗的用韵都包在杜甫的《秋兴八首》里边。另外,我们还知道,杜律“单句的末一字,上、去、入三声轮用”这一特点“是清初李天生的发现”。⒅ 李天生是清初“关中三李”之一,学问淹博,尤精杜律。他生于明崇祯五年(1632),比王渔洋大两岁,比蒲松龄大八岁,比赵执信大三十岁。杜律的“单句的末一字,上、去、入三声轮用”“是李天生的发现”,就是说在此之前起码还没有人正式指出杜律这一特点。王、蒲、赵三人知不知道李氏这一发现呢?我们不知道。但我们来看蒲松龄这四首诗,第一首除首句入韵不记外(下同),第三句“酒”(上声二十五有),第五句“在”(去声十一队),第七句“会”(去声九泰),这是上声和去声轮用;第二首第三句“去”(去声六御),第五句“菊”(入声一屋),第七句“酒”(上声二十五有),这是上去入三声轮用;第三首第三句“柳”(上声二十五有),第五句“帽”(去声二十号),第七句“醉”(去声四寘),这是上去轮用;第四首第三句“弃”(去声四寘),第五句“士”(上声四纸),第七句“暮”(去声七遇),这是上去轮用。总之,蒲松龄已经掌握了杜律“单句的末一字,上、去、入三声轮用”这一千年不宣之秘,在第二首中,上去入三声轮用,其他三首也都做到了两声轮用,没有一声到底的单调现象。在蒲诗中,第一首第三句的末字是“酒”字,第二首第七句的末字是“酒”字,在声音和字形上两首就形成了回环往复的勾连;第三首第三句的末字“柳”字,又与第二首的“酒”字,同为“上声二十五有”,这在声音上又形成了勾连;第三首第七句末字“醉”字,和第四首第三句的末字“弃”字,同为“去声四寘”,这在“酒”—“酒”—“柳”之外,又形成了新的声音勾连:“醉”—“弃”。“酒”—“酒”—“柳”—“醉”—“弃”,既一气灌注,又善于变化。仅仅是在声音方面,蒲松龄已经升入杜诗之堂奥了。

再看王渔洋《秋柳四首》单句末字的轮用情况。第一首第三句末字“影”(上声二十三梗),第五句末字“曲”(入声二沃),第七句末字“笛”(入声十二锡),这是上入轮用;第二首第三句末字“镜”(去声二十四敬),第五句末字“水”(上声四纸),第七句末字“地”(去声四寘),这是上去轮用;第三首第三句末字“尽”(上声十一轸),第五句末字“侣”(上声六语),第七句末字“叔”(入声一屋),这是上入轮用;第四首第三句末字“旎”(上声四纸),第五句末字“日”(入声四质),第七句末字“鼓”(上声七麌),这是上入轮用。仅就这四首诗而言,王渔洋每首诗都能做到单句末字两声轮用,没有三声轮用的,与蒲松龄相较,稍逊一筹。

再看赵执信《山行杂诗四首》单句末字的轮用情况。第一首第三句末字“叶”(入声十六叶),第五句末字“尽”(上声十一轸),第七句末字“数”(入声三觉),这是上入轮用;第二首第三句末字“照”(去声十八啸),第五句末字“急”(入声十四急),第七句末字“路”(去声七遇),这是去入轮用;第三首第三句末字“见”(去声十七霰),第五句末字“障”(去声二十三漾),第七句末字“兴”(去声二十五径),在这首诗中,没有轮用,是一“去”到底;第四首第三句末字“急”(入声十四急),第五句末字“色”(入声十三职),第七句末字“处”(去声六御),这是去入轮用。赵执信精研诗律,有《声调谱》传世,可惜他所专心者多在平仄拗救,而无及于律诗单句末字之三声轮用。仅就这四首诗来说,如果以杜甫为榜样,王渔洋比蒲松龄稍逊一筹,赵执信比王渔洋又逊了一筹,因为他的第三首没有轮用犯了“上尾”的毛病,并且除第一首的“尽”字是上声外,竟没有上声字,这样读起来,语调就很急促,如果不是为了强调某种特殊效果而有意为之,可就真是后来而不居上,应该虚心向王渔洋特别是蒲松龄学习了。

王渔洋、蒲松龄、赵执信都是大诗人,其诗都各有特点,值得我们现代人研读欣赏。诗歌是格律的艺术,是声韵的艺术,不懂诗歌的格律声韵,仅仅看其思想内容,往往隔靴搔痒,挠不到诗人的得意处。以上,我借助粗浅的格律声韵知识,分析三人的三组律诗,得出了几点自己的看法,粗疏和谬误之处,请方家指正。

 

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注释:

① 盛伟编《蒲松龄全集》第3457页,学林出版社199812月第1版。

② 伊丕聪著《一代诗坛领袖王渔洋》第101页,作家出版社20032月第一版。

③ 赵蔚芝、刘聿鑫笺注《赵执信诗集笺注》第11页,黄河出版社200212月第1版。

④ 伊丕聪著《王渔洋年谱》第3132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12月第1版。

⑤ 据《渔洋精华录集注》本,齐鲁书社19921月第1版。

⑥ 转引自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第一五五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7月第1版。

⑦ 据赵蔚芝笺注《聊斋诗集笺注》本,中国出版社20068月第二版。

⑧ 同②第187页。

⑨ 据赵蔚芝、刘聿鑫《赵执信诗集笺注》本,版次同③。

⑩ 赵蔚芝、刘聿鑫注释《<谈龙录>注释》第31页,齐鲁书社19875月第1版。

⑾ 清吴瞻泰《杜诗提要》,转引自《中国文学大辞典》第39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7月第1版。

⑿ 同⑾第1513页。

⒀ 清沈德潜等编《清诗别裁集》第一二五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8月第1版。

⒁ 叶嘉莹著《杜甫秋兴八首集说》第4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7月第1版。

⒂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下册第42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3月第1版。

⒃ 同⑩第18页。

⒄ 盛伟编《蒲松龄年谱》,同①第3375页。

⒅ 见萧涤非著《杜甫研究》第116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9月第1版。

关闭窗口
 
 
 
 
 网站地图 | 返回首页 | 联系我们 | 学校网站 

电话:0533-3821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