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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屈原之寻根认祖
2016-11-11 16:08 翟云英 

漫谈屈原之寻根认祖

翟云英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山东  淄博  255100

内容提要:一祖多宗现象,凸现出中国姓氏文化的重要特色。屈原在《离骚》中寻根追祖,意在表明:自己和楚怀王共为颛顼之胄,供奉的是同一个祖先,其家族与楚国本是休戚与共、血脉相联的关系,希望怀王能接受自己的赤子忠心,体察自己改革荆楚弊政,实现统一大业的良苦用心。

关键词《离骚》;屈原;血统 ;姓氏;《史记》;一祖多宗;亲情

《离骚》震古烁今,催人肝胆,但又素称难懂,其中不乏疑语难句。劈首一句“帝高阳之苗裔兮”, 劈首一句据朱熹《楚辞集注》的解释:“苗者,草之茎叶,根所生也;裔者,衣裾之末,衣之余也。故以为远末之孙之称也。”“帝高阳”有多解,著名史学家郭沫若认为,帝高阳就是帝高唐,也就是五帝之一的尧帝。闻一多先生也认为高唐即是高阳,因为“唐”和“阳”是同音而通用的字。也有学者以为高阳是南方的火神祝融。而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则说:“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笔者依从太史公之说:高阳,即颛顼。如此,“帝高阳之苗裔”的大意可解为:“我是古帝颛顼的后代子孙。”可以说,单纯理解句面意思也不难,但问题在于,《离骚》起笔开句,屈原就溯先世,摆祖谱,宣称自己是传说中远古时期颛顼的远末子孙,一下子就把读者引入一条悠远而又神秘的追源与寻根问祖隧道,其真实意图究竟何在?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典型的宗法社会,和西方社会比较,“家”的意识浓,“根”的观念重。一个传统社会的中国人,其身份、地位、价值往往和家庭、家族紧密相连。出身名门望族,其社会地位就高,意味着入仕为官,出人头地的机会就多,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即是讲究门第出身的突出表现。这种家庭本位的传统,逐渐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注重血统、讲求血缘。正因如此,国人就特别看重“祖宗”,喜好血脉相连,习惯认祖归宗。如某一事业、流派的始创者,常常被称为“祖师”、“祖师爷”,其地位无人能比。至于天子之“祖”,则更崇高至极。《礼记·王制》: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诸庙之中,最高规格乃“始祖”之庙,叫“祖庙”或“太庙”,以“祖庙”为中心,天子诸侯率族而居,叫做“国”。“祖”在,则“国”存;“祖”毁,则“国”亡,叫做“庙毁国灭”。贾谊《过秦论》有云:“一夫作难而七庙隳”,就是说,陈胜、吴广起义,毁掉了秦天子的祖庙,实际上就宣告了秦国的灭亡。次于“祖”的是“宗”,非始祖的其他祖先的庙叫“宗庙”,这即形成了常说的一祖多宗的现象。翻检中国历史我们会不难发现,从汉代以后,大多数朝代的开国皇帝被称为“祖”(少数用于功绩卓著的非开国皇帝,如明成祖朱棣),继承帝业者则被惯以“宗”,如是也。

《战国策·齐策》中介绍了一个著名的故事《冯谖客孟尝君》:孟尝君田文和齐泯王田地同姓(齐国春秋时姓姜,战国时姓田),田文之门客冯谖高瞻远瞩、谋略深远,在辅佐孟尝君恢复并巩固相位的政治斗争中,巧妙地抓住了齐王曾说过“请先生顾念先王宗庙”的话(希望孟尝君看在齐国祖宗的面子上,帮助他治理齐国),便及时呈献奇计:让孟尝请求齐王赐份先王留下的祭器,并允许在自己的领地——今山东枣庄市附近)建立田氏宗庙,齐王果然立马照办。如此这般,将来齐王既不便夺毁薛地,倘若他国来袭,齐又不能不救。这是冯谖为孟尝君所定的避祸安身之计,即著名的“经营三窟”之第三“窟”,不仅仅确保了薛地的长治久安,孟尝君安置好了退路和后路,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稳固了田文在齐国长久的政治地位。刘备年少丧父,原本与母亲靠鞋、织草席为生,所以其政敌常常鄙贱他的出身,轻蔑地称之为“卖屦小儿”,(诸葛亮到东吴联盟抗曹,东吴的主和派就曾以此相难)但自从刘备称“我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以后,却一跃而荣升为“刘皇叔”。皇亲国戚的身份,使刘备具备了其他任何一个诸侯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具备的先天优势,终于,也因“皇叔”的名号而终成鼎立之一足,敢与强大的曹操、孙权相抗衡。曹操本是宦官曹腾的养子曹嵩之子,祖父是太监,这出身实在不怎么好听,所以他更热衷于为自己找一个靠得住的出身,因而不惜编造谱系,把其家族姓氏搞得盘根错节、扑朔迷离,以至于真假难辨。《魏书》说,曹操的先祖是黄帝的后裔,周武王伐纣封弟弟叔振铎于曹,是为曹姓。曹操作《家传》时,自云是曹叔振铎之后。其子曹植作《武帝》,亦称“于穆武皇,胄稷胤周”,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后谡及周文王的后代,源自姬姓。其孙曹睿又自称是虞舜之胄。如此一来,曹姓始祖就呈现出步步升级的趋势。可见,在中国传统意识里,血统不仅要好,还要高贵。看来,讲出身,“唯成份论”,并非是建国后,或是文革的产物,而是古已有之。

中国的姓,源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所以最古老的姓中都有一个女字偏旁,如姜、姬、姚、等。在秦汉之前,姓与氏是有严格区分的,姓表示有血缘关系的种族称号,氏表示姓的分支,甚至姓氏一度成为贵族间区别不同血缘关系的一种制度。自秦汉以后,姓氏方合二为一。通常而言,姓是从居住的村落,或者所属的部族名称而来。氏是君主所封的领地、所赐的爵位、所任的官职,或者死后按照功绩,追加的称号而来,这就决定了中国姓氏的三大渊源:有的以封地(国名)为姓。相传刘姓出自祁姓,祁姓是黄帝的后裔所分得的姓氏之一,后被封于刘国(河北唐县),其子孙便以国为姓。有的以官名为姓。如司马是古代掌管天下军事的武官名。相传帝少昊时就设置有司马一职,司马氏就是担任过司马一职的人的后代。有的以出生及定居地为姓。如黄帝曾居于轩辕之丘,故而得姓轩辕,黄帝的后代子孙遂称轩辕氏。
   
了解了以上知识,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后,再来说屈原。他自称是“高阳之苗裔”,意在表明自己和楚怀王供奉的是同一个祖先,其家族与楚国本是血脉相联的关系,大致渊源如下:
相传黄帝的孙子颛顼的后裔中有一人名叫季连,芈姓。季连有后代鬻熊,商末人,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曾为周文王之师,封为护国侯故楚人以鬻熊为始祖(楚人奉颛顼帝高阳氏为先祖,鬻熊为始祖)。《史记·楚世家》有明确记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早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就是说,鬻熊是文王的老师,武王、成王都把他当作老师。成王大量分封异姓诸侯,其时鬻熊、熊丽、熊狂都已去世,便封鬻熊的曾孙熊绎子爵(商周时,已实行公、侯、伯、子、男的封号制度,用来明确贵族的等级和各国部落的地位封地于荆蛮,国号荆,后改为楚,都城郢,熊绎自然也就成为楚国的缔造者。楚人是一个积极进取、大有作为的群体,但周王朝对这个异姓国却采取歧视政策,将封于蛮荒之地。此时的楚国,地僻民贫,势弱位卑,还滞留在原始社会中,名虽为国,实则只是一个部落联盟,与中原比较,要落后许多,所以熊绎曾经有一段“筚路蓝缕”的创业史。因鬻熊的历史功绩及其对楚族社会的巨大影响,从此,楚国国君便以熊为姓。公元前741前,熊通自立为楚武王,配郑女生子赀、瑕。熊通是个很有作为的君,北伐东征,将楚国的势力推进到了汉水以东以北,给楚民族开辟出了一块广阔而稳定的生存发展空间。后熊通于伐随途中卒,熊赀继位,为楚文王。文王十一年(公元前679)齐桓公开始称霸,楚国亦逐渐强大起来。成王熊恽时,楚国疆土广大,已达到楚地千里的雄霸中原之势。楚庄王熊旅在位时期,先后打败宋国和晋国,逐步奠定了春秋五霸之一的地位。楚共王熊审时期,维持了16年的霸业,这大概是最让屈原引以为豪的一段辉煌的楚国历史了。熊通之子熊瑕官至莫敖(仅次于令尹),被封于屈地,并把屈作为熊瑕的食采之邑,故史称屈瑕,屈瑕的后代便以封地命姓,遂称屈氏,屈原就是熊瑕的裔孙(在当时只有当上王的才能把熊字封在名头上)。由上可知,屈姓是楚王族的分支氏族。屈原的先辈如屈重、屈完、屈建等,都曾在楚国宫廷担当过要职,为楚国做出过不菲的贡献。比如公元前656齐桓公伐楚的那场著名战争,作为楚国使臣的屈完,凭借内在的智慧,通过巧妙的外交辞令与强大的齐桓公针锋相对,表面谦恭、礼让,言辞温文尔雅,而内在的凛然正气,却透过温和的表面使敌手心理上先行崩溃,生动演绎了弱者如何凭借智慧保护自己的技巧,以及在强大的武力面前不甘称臣的精神。只惜到了屈原父亲伯庸这一代,屈氏渐趋落寞,伯庸黯然离开宫廷,辗转在湖北秭归的一个小县城生存下来,屈原就出生于此。可见,屈原所在的家族,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而屈姓原本又是楚国王族的三大姓氏之一(当时楚国有昭、景、屈三大姓,尊奉同一位远祖,属于同一个家族系统。屈原曾任三闾大夫,据说就是掌管王族三姓的事务),也就是说,屈原就是楚王族的成员,当时叫作公族公室
简言之,楚始祖熊绎是颛顼的后裔,被封于楚,传国到楚武王熊通时,通生子瑕,封于屈,遂此支以封地为姓,所以屈原自认是颛顼高阳氏的后代也便顺理成章了。原来如此,屈原和楚怀王共为颛顼之胄,其家族与楚国,本是休戚与共、血脉一体的关系,只是同祖不同宗,同姓不同氏而已。正如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言:“屈原自道本与君共祖,俱出颛顼之子孙,是恩深而义厚也。”清人张德纯在《离骚节解》中也有论述:“首溯与楚同源共本,世为宗臣,便有不能传舍其国(把国家当作旅舍),行路其君(把君视为路人)之意。”近人马其昶《屈赋微》中也说:“同姓之臣,意无可去,死国之志,已定于此。”  
不仅如此,屈原和楚怀王之间还有一段非同寻常的师徒渊源:20岁那年,屈原有幸被召进宫廷,担任太子熊槐的老师,两人年龄相仿,志趣相投。五年以后熊槐接替王位,即楚怀王。熊槐登基以后,屈原欣喜不已,自感大展宏图的机遇已至。因为屈原年轻时最大的志向并非要当个文学家,而是要成为一个具有远大抱负的政治改革家,希望把楚国变成当时最富强的国家,进而统一天下。司马迁《记·屈原列传》中记载:“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最初,屈原受到了楚怀王的高度信任和崇高礼遇,授官至左徒,相当于今天的副总理。屈原立志报国为民,劝怀王任用贤能,爱护百姓。外交上屈原主张联合六国的力量共同对付强大的秦国,并亲自到处联络。楚怀王十一年(公元前318年),楚、齐、燕、赵、韩、魏六国君王结成联盟,齐集楚国京城郢都,怀王一度成了联盟的盟主。 联盟的强大力量,极大制止了强秦的扩张。屈原更加得到了怀王的重用,很多内政、外交大事,都凭屈原作主,怀王的号令也大都由他传递,屈原一度成为楚国政坛上的决策人物。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其政敌上官大夫邵滑便寻机进谗,加之代表旧贵族利益的公子子兰、奸臣靳尚联手勾结,极力挑拨屈原与楚怀王的关系,而楚怀王偏偏又是个“软耳朵”,见挑拨的人多了,对屈原渐渐不满起来,进而疏远、降职和流放。

屈原所以追祖寻根,其良苦用心可鉴:其一,昭示自己具有高贵的血统;其二,表明自己和楚王室砸断骨头连着筋的血脉亲情,表达对楚怀王知遇之恩的回馈,强调对君国存亡义不容辞的深重责任;其三,表达自己不只为改革荆楚弊政,而是要实现统一天下的“美政”理想。因此,屈原对于国家大事就像自己的家事一样勤勉不息,并把自己殷切的希望和满腔的热情,全部寄托到父兄般的楚怀王身上,可以说,楚怀王就是屈原的希望所在,就是他心灵上的一座靠山。所以,屈原满怀期望怀王能接受自己的赤丹忠心,体察自己的爱国苦心,并能上下协力同心,共创统一大业。为了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屈原敢于面对残酷政治的凄风苦雨,屈辱忍受公子子兰、皇后郑袖之流处心积虑的排挤谗谄,长达近三十年与猿猴为伍、近乎野人的悲苦贬谪生活,请愿做一个“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痛苦的清醒者。“帝高阳之苗裔”,意在表明屈原无论从国事角度还是从家族利益,自己对楚国的兴亡都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也为他的至死不能去国埋下了伏线。

其实,屈原身处的春秋战国时期,并没有严格的国界疆域限制。人才完全可以打破地域、身份地位的局限,有充分选择的自由。那的确是人才流动的一个黄金岁月,也是中国历史上相对自由、民主、开放、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大变革时期。一方面各国的统治者和权贵们深悟“得士者强,失士则亡”的道理,为了把智能人物吸引到自己周围,惯以“官、爵、禄、奖、养”等方式招贤纳能。《史记·管晏列传》记载:“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齐国设稷下学宫,宣王对70多位名士皆“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名士邹衍“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如此一来,致使管仲、邹衍们在异国他乡得以空前的礼遇,从而尽情施展才学,立身扬名,进而富贵亨达。另一方面人们又感叹:“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盍可忽乎哉! 良禽择木,贤臣择主,为了谋求个人的功名利禄,各怀理想的读书人纷纷在列国诸侯中寻找知音或舞台。无数伟大的风流人物,面对着士无君,国无定臣的人才流动和人才竞争的格局,竞相争雄于各国的政治风云场,“朝秦暮楚”自然就成了许多有志之士最理想的人生模式。在那个社会大变迁的时代,只要有才,即使白衣平民,亦可以轻取公卿显位。东方不亮西方亮,商鞅不得意于卫,便跑到秦国去发展;苏秦失意于秦,便跑到六国去找寻机会,结果都成就了一番辉煌的事业。再如荀子、墨子、韩非子等人,也都离开故国,奔走他乡,以求“苟有用我者”(《论语·阳货》)。当时,投机钻营谋取富贵之事,“朝秦暮楚”之人比比皆是。更多的人看重的是为我所用,有奶便是娘的处世之道。只要能升官发财,立功扬名,甚至可以不择手段。吴起为了能做鲁国的将军,率鲁军与齐军作战,不惜杀掉原本齐人的妻子以示对齐国的忠诚。如此违背伦理道德的事情也屡见不鲜。

纵观春秋战国时代,像这种“待贾而沽”、“楚材晋用”的周游列国现象,实乃正常不过的社会潮流。相比之下,晚于孟子而早于荀子的屈原,能够“受命不迁”,“横而不流”,坚定不移地固守信念和理想的爱国者在当时实在是凤毛麟角,其与族国共存亡的壮烈行为,因而就显得尤为无私和可贵。屈原曾经少年得志,曾经深得楚怀王的宠信而鸿图大展,但更多的却是屡遭谗害,倍受嫉妒、排挤与打击。当然,面对去留的人生抉择,面对外压内忌的深重困扰,屈原也曾经过了激烈的思想碰撞。如此心迹,在《离骚》《惜诵》等作品中亦多次曲折表露过。他渴望自己能像伊尹、傅说等人那样,得到君的赏识重用。尽管“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心灵受屈,精神遭辱,尽管“国无人莫我知”(《离骚》)处境恶劣,孤掌难鸣,但他最终却没有离开祖国故土,始终对族国饱含赤诚而不离不弃。屈原“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亦如《橘颂》所言: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他要像橘树一样根扎地下,不会随便移动,更不愿随波逐流。正是风吹不散雨打难消的“恋楚情结”,促使他最终选择了“行且复止”,宁肯“屈心而抑志”、“忍尤而攘诟”、而走向“伏清白以死直”(《离骚》)的殉国之路。

可以想像,当屈原抚摸着浸透了祖祖辈辈若干代人体温的厚重族谱时,一种追溯祖先足迹的脉脉亲情和高贵的自豪感就会油然而生,感叹于生命绵延不绝的同时,奔涌着先祖热血的体内就会加倍蒸腾。正是“血浓于水”的亲情,造就了屈原天地作证的忠君痴情和至死不悔的爱国热忱,致使他心甘情愿在父母之邦上忍辱含垢,吃苦受罪,因而拒绝接受到异国他乡寻求飞黄腾达的机缘。屈原对楚国的拳拳赤子之心,对怀王的耿耿至诚之情,都付诸于“虽九死其犹未悔” 的上下求索和最终怀沙投江的壮烈行动中。这一切的一切,皆渊于“帝高阳之苗裔”。

注释: ①本文所引《史记》原文,皆来自梁勇编著《中国历史读本》第一辑之《史记》,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6.05.

 ②张清常、王延栋.战国策笺注[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

参考书目:

[1]易中天.闲话中国人[M]北京:华龄出版社. 1996 . 01.

[2]张学衔.华夏百家姓探源[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3] 孙侃.屈原和他的楚辞. http:// www.zjol.com.cn.20070713.  

(此文发表于2008年《淄博师专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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