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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管子的齐国梦
2016-11-11 16:01 翟云英 

简论管子的齐国梦

翟云英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山东 淄博  255100

提要:管仲折服于齐桓公的宰相之腹,为其确立图霸雄心,名震诸侯的高远目标,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数年时间,促使齐国迅速发展成超级强国,一跃成为春秋霸首,彻底改变了以往贫弱的国际形象,实现了富国强兵的齐国梦。

关键词:管子;齐桓公;改革;依法治国;经济建设;军队改革 

 

管仲,史称管子出身贫贱,与鲍叔牙为至交。管子经商赚少赔多,从政频遭革职,参战屡屡逃逸,对这样一个别人眼里不合格的商人、不称职的官员、贪生惜命不勇武的士兵朋友,鲍叔却慧眼透视其雄才伟略,不为世俗普遍价值观所囿,时常包容善待。后叔事齐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纠。在争夺王位的惨烈较量中,小白取胜为桓公,纠落败而身亡,管子亦因箭射小白而沦为阶下囚。桓公深感鲍至诚,遂委以国相重任,鲍却坚辞不受,趁机力荐管子。最终,桓公不计前嫌,毅然接纳管子并任为上卿。于是,君臣遇合,互为知己,很快碰撞出耀眼的火花。从此,管子完成了从囚徒到相国的华丽转身,其人生轨迹随之改道,齐国的命运也因之更变。

管子所生活的春秋战国,一个风云激荡、各领风骚的辉煌时代。为了适应剧烈的社会变革,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风流人物,怀揣一颗颗不安分的心,纷纷登上这个炫丽舞台,放言争辩,各逞新说,渴望实现治国安邦的人生理想。但,诸子百家中十之八九,或布衣平民,或官卑职微,纵有千般妙计良策,却苦于找不到检验其理论正确与否的平台,缺乏实践中证明其思想可行的机会。管子则不然,他不仅具有整套思想体系,更为重要的是,他拥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相位。有职才有权,有权才说了算,才能改天换地谱新篇。非但如此,齐桓公对管子信任有加,国家大事任由他全权处理。管子大胆启用隰朋、宁戚、王子城父、宾胥无、东郭牙等五位能人,分别担任外交、经济、军事、司法、谏议五个主要职能部门的行政长官,形成一个以管子为基干,高素质、高智能、高水平的决策集团,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改革得以如火如荼地顺利推行。加之管子感念鲍叔的伯乐之德,折服于桓公的宰相之腹,更加坚定了为齐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为了让弱小的齐国在短期内迅速强大,为了实现“仓廪实”而“知礼仪”的齐国梦,为了桓公图霸雄心,名震诸侯的高远目标,他尽心竭力,用尽当时条件下所能采取的任何伎俩,阴阳齐上,明暗兼施,可谓无所不包。而且,管子执政长达40余年,完全具备贯彻自己主张、实践自己理论的各种时机,得以确保其政治理想实现的连续性和长期性。换言之,管子把理想的种子,播撒到现实的肥田沃土里,才有了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可能,也自然使其有限的生命发挥出最大能量的光和热。主客观的完美结合,成就了管子的齐国强国梦。仅仅数年,齐国即迅速发展成一个超级强国,亮剑诸侯,跃为春秋霸首,从而彻底改变了以往贫弱的国际形象

历史证明,管子生则齐国利,管子死则齐国弊。

管子改革,涉及政治、经济、行政、军事、财政、教育、伦理、史学、天文、地理等诸多领域,可谓包罗万象,内涵宏富,择要列举如次:

一、依法治国,德法兼行

“以法治国”四个字最早是管子提出来的。管子认为国无法不立,是统一天下的最高标准,充分认识到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法者,存亡治乱之所出。”(《管子·任法》)“凡国无法则众不知所为,无度则事无机。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则治辟,治辟则乱。”(管子·版法解》法,是天下的规程,万事的准则,要依法治罪,依法量功:“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吏者,民之所悬命也。故明主之治也,当于法者赏之,违于法者诛之。故以法诛罪,则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则民受赏而无德也。此以法举错之功也。”(管子·明法解》)国君要按照法度处理事情:“凡国君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管子·重令》)而且,必须以强力和刑罚的方式,加强人们的行为服从意识:“不法法则事无常,法不法则令不行”、“法者民之父母也。”(《管子·论法》)更重要的是,法律一旦统一后,绝不允许私议、非议:“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管子·法禁》)从而最大可能地维护了法律的至高尊严,这和后世法家所宣扬的“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管子强调指出,法是统一天下的最高标准,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特别强调法的重要作用是以“公”为宗旨,是凌驾于王权之上的,具有绝对尊严。出法制令的君主,也必须置于法的约束监督之中:“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管子·任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管子·七臣七主》)强力要求国君在守法、执法上必须率先垂范,真正做到:“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国之权衡”的法律一旦制定,“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管子·法法》)只有做到了无法外之地,更无法外之人,法才能得以顺利实施,从根本上强调了法律强制性的特点。这和韩非子把法与王权分割开来,王权可以凌驾于法之上的思想相比,凸显出更为积极进步的一面。

尽管管子认为,法律是天下必须遵循的最高行为准则,是治国之本,但同时他又敏锐地认识到,法治绝对不是万能的,不可能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切问题。因此,管子一方面特别强调以法治国,加强法律制裁,一方面又树立“依法治国”与“德政礼教”并举的理念,将法家的刑法与儒家的礼德统一起来,重视道德教化的影响,积极发挥德、礼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作用,强调指出: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管子·牧民》)在管子看来,礼义廉耻是为人处事的规矩准绳,更是关乎国家兴衰存亡的四大基柱,强调国家的治乱兴废在很大程度上是教化进行得好坏与否的结果,礼义廉耻教育,对国家政治统治,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价值。管子提醒统治者对百姓当“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至矣。”(《管子·权修》)应多方引导人民从善避恶,心悦诚服地服从统治者的意志

教化不行而政令不从”,管子把道德教化和法治并列起来,并提到治乱兴亡的高度。更为可贵的是,在礼法的具体运用上,又提出先礼后法的思想:“法出于礼,礼出于治。治,礼道也,万物待治礼而后定。”(《管子·枢言》)以法辅礼,礼法一体。而且,管子主张把德教当成终身大事来抓,促使百姓自觉自愿地重徳守法。只有做到礼法并重,义利兼顾,政令和教化相互补充,才有可能带来“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管子·牧民》)的良好局面管子热切希望通过一系列的道德教化,能够净化社会环境,规范人们的自觉意识,进而推动依法治国的顺利实施。

二、重视民生,积极发展经济建设

(一)顺民所欲,废民所逆

人性好利,对物质利益地不断追求,是人类亘古不变的本性。正如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对人性的假设:人不仅具有趋利避害的本性,而且具有利益最大化、危害最小化的计算选择能力。马克思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的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其实,在春秋时代,作为第一流的理财家和由商而政的齐国最大的执行官,管子早已洞悉到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凡夫人情,见利莫能无视,见害莫能无避。”而且,这种本性无论贤愚,不分贵贱:“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管子·禁藏》)管子认为,凡人都有求生怕死的本能,与之对应的是对利欲的天然渴求,对危害的本能厌恶,甚至对名利的重视,达到与生死等量齐观的水平:“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管子·形势解》))人们唯利是图,上下奔忙:“百姓无宝,以利为首,一上一下,唯利是处。”(《管子·侈靡》)

管子“趋利避害”的思想,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关于人性论和人情论的最早阐释,后被法家继承发扬:“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韩非子·难二》)

既然人情是欲利而避害,为政者就必须顺民所欲,废民所逆: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如果人民利益不能得到基本满足:“不能足其所欲,赡其所愿。”(《管子·侈靡》)谁人还愿意为统治阶级效劳卖命呢? 

早在姜太公营丘建国时,齐地不过方圆百里,且“地舄卤,人民寡。”(《史记·货殖列传》),管子着眼于齐国地狭人稀,粮食低产,经济落后,国弱民贫的现实,把经济工作当作其执政、振兴齐国的生命线和总把手,积极开展农业生产,把粮食战略作为其经济大战的重中之重全力打造“仓廪实”、“衣食足”的良好局面。管子深知,粮食是社会和国家之根,粮食充足,社会才能做到安定稳固。粮食更是民生之本,是民众最基本的生活资源:“民足于产,则国家丰。”(《管子·君臣上》)管子把土地看做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财富的基础。劳动者只要辛勤劳作,就会产生出众多的粮食,财富自然会源源而来:“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管子·八观》)为此他提出一系列利民惠农措施,比如实施“相地而衰”的新税收政策,即按照耕地、山林、水泽等不同性质和面积公平折算后平均分配给农民进行耕作,按照土地的肥瘠等不同情况征收租税。管子主张多劳多得:“以其所积者食之”(《管子·权修》)人们通过辛勤劳作,在上交规定的赋税之后就会多得财富。如此改革,田地的收成和为此付出的劳动成正比,不但减轻了农民繁重的赋税负担,更广泛调动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管子认识到,粮食丰产还可以有效地控制抵御犯罪:“仓廪实而囹圄空”, (《管子·五辅》有利于净化社会环境。所以,管子不断反复告诫统治者,治国之道当以富民为前提:“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统治者治理国家,必须先让百姓富裕起来,必须先给百姓以实实在在的好处,满足其欲富恶贫的本能愿望,才是获得人心最有效最捷径的办法,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

(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

管子认为,既然人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在于趋利避害,治理国家、强国富民的根本要务,或者说最有效的办法,就在于因势利导,用利益作杠杆,全力调动国内外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为了发展经济,搞活市场,管子特别制定了“务本饬末”的经济发展纲领,既重视农本,大力实施惠农政策,确保粮食高产增收,同时他又看好流通这个巨大市场,不遗余力地发展工商末业,相继制定了一系列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政策,其规模和力度都达到了空前乃至绝后的水平。

齐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国家。在春秋时代,齐国的税率是“五十而取一”,“关赋百取一”。管子在如此优惠的低税基础上,说通齐桓公,政府要进行包括修路、建外商客栈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良好的贸易环境,对于进出齐国边关的商人,实施便利通关和零关税的对外贸易政策:“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虚车勿索,徒负勿入。”(《管子·问》)不仅不重复收税,商人的空车和挑担子的商贩还要免税。对于无利不起早的商人来说,这简直就是莫大的福音:“关几而不征,市书而不赋。”(《管子·霸形》)关卡只检查不收税,市场只登记不收税,最大可能的为天下商人提供最大的利益保障。为了增加齐国匮乏的竹箭、象牙、皮革等商品,管子一再强调对客商要待之以礼义,认真搞好接待工作,为其提供各种全方位的优质服务。比如根据商队规模,由国家免费提供食宿、牲口饲料等,对于大商户,政府派专人照顾生活起居:“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管子·轻重乙》)真可谓给齐国带来巨大利益者就是上帝啊。

在如此巨大的诱惑和极其宽松的政策面前,四面八方的商贾们自然嗅到了利润的美妙味道,“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的可喜局面很快形成,巨大的钱财自然会源源不断地流向齐国。

可见,管子在对外贸易,招商引资,吸引天下之财上,做出了一篇篇锦绣华章。如此一来,齐国就成了想不赚钱都不可能的大赢家了,都城临淄也迅疾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商业中心。正如南怀瑾先生在《漫谈中国文化》中所说:“中国文化经济商业的中心,春秋战国时是在齐国的临淄。”

在对内商业政策方面,管子积极营造发展市场经济的有利氛围,以促进对外贸易,搞活经济,防止豪强过分垄断市场。实施国家调控策略,对于商业和市场主张国家干预政策,以平衡市场物价高低,调剂市场物资供求状况。以《轻重丁》为例,齐桓公问管子怎样处理“齐西水潦而民饥,齐东丰庸而粟贱”的问题,管子建议国家大量收存齐东之谷,散售给齐西之灾民。齐东因之谷价上扬,根本上解决了谷贱伤农之害。而齐西又因有国家的平价谷物售卖,饥荒自然解除:“西之民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二而且“东西之相被。”管子敏锐意识到,国家通过号令缓急来驾御调控物价,从中获利,不仅易如反掌,而且终身没有赔累:“举国而一则无赀,举国而十则有百。然则吾将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内不踡,终身无咎。”管子建议把盐、铁等生活必需品,由国家这只无形的手操控起来,通过定期开放,限制采用,征收税收,从而达到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国家通过征税、预购等方式掌握大量谷物,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管子·揆度》中有具体论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则市朝闲;市朝闲,则田野充;田野充,则民财足;民财足,则君赋敛焉不穷……故凡不能调民利者,不可以为大治。不察于终始,不可以为至矣。动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国之策也;盐铁,二十国之策也;锡金,二十国之策也。这些政策有效地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资金积累不仅国力增值,而且民生不受豪强操纵。

此外,国家对军队需用之牛马、器械、战车,山泽物品的加工品,小农具等也都进行预购储存,并及时预售和卖出,直接参与和干预市场运作。

(三)夺富予贫,均衡财富

管子在《治国》中教导统治者:“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明确指出,富民是治国的首要任务,大力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主张各尽所能、多劳多得。于此同时,他又敏感地觉察到,如果“贫富无度”,势必造成“甚富不可使,甚贫不可耻”管子·侈靡》)的不良社会现象,同样严重影响国家的强大与稳定。他尖锐指出:“贫富无度则失。上下乱,贵贱争,长幼倍,贫富失,而国不乱者,未之尝闻也。”(《管子·国蓄》)极力反对少数人过度富有。特别惊世骇俗的是,管子根据土地贵重,人口增多,食养不足,等造成的极度贫困的现实,特别针对社会上层和巨商富贾这个强势群体,明确提出了“高消费”理念,大力倡导他们在饮食、游乐、丧葬等特殊情况下奢侈消费:“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此百姓之怠生”(管子·侈靡》)这种“富者散资于民”的策略,不仅可以散去富人过多的财富,而且富人奢侈消费,还会给穷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穷人有了安居乐业的生计,可以有效避免贫富矛盾的激化。

值得一提的是,管子富民强国的改革纲领,自始至终能以民本为基础,他遵循的是一条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共同富裕、互利双赢的改革路线,这是其系列改革之所以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使从整个封建社会来说,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

管子实行的诸多经济改革举措,说明他对经济规律有准确认识并能主动合理地实施运用,其经济管理的诸多智慧,在今天无疑是笔巨大的财富。

3、加强军队建设,增强武备实力

管子军队建设包括用兵、治兵和养兵等多方面的丰富内涵,对于当今新形势下的中国军队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军队是治国的需要:“不能治其民,而能强其兵者,未之有也。”管子把强化军队放在与治民同等甚至更高的位置:“治民有器,为兵有数。”(《管子·七法》)认为“为兵之道”必须遵从八大原则: “聚财”(积聚财富)、“论工”(选择工匠)、“制器”(制造兵器)、“选士”(选拔士兵)、“政教”(加强管教)、“服习”(训练士兵)、“遍知天下”(侦察军情)、“明于机数”(懂得战略)。显而易见,八大用兵原则,呈层层递进之势,最终落脚在管子着力强调的掌握作战时机和作战计划:“故明于机数者,用兵之势也。”只有每个步骤都扎实推进,就可能出现:“举之如飞鸟,动之如雷电,发之如风雨,莫当其前,莫害其后,独出独入,莫敢禁圉。”(《管子·七法》)的局面。当然具体而言,出兵之前应做好人力物力方方面面的充分准备,包括武器是否精良,士兵是否英勇善战,将帅是否懂得用兵之道,君主是否做好了发动战争的思想准备:“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论其士、论其将、论其主。”(《 管子·参患》要仔细认真筹划好 :“凡攻伐之为道也,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管子·七法》)而且用兵一定要具备三个前提条件:君主明、宰相智、将帅能:“人之众寡,士之精粗,器之功苦尽知之,此乃知形者也。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参具者也。主明、相知、将能之谓参具。”(《管子·地图》)当然,战争的性质也必须考虑在内:“有道者不行于无君。”《管子·制分》主张不打不义之战,不可趁人之危:“成功立事,必顺于礼义,故不礼不胜天下,不义不胜人。”((《管子·七法》))

管子向来主张赏罚严明,“有功而不能赏,有罪而不能诛,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管子·七法》)。在治兵方面,同样大力倡导论功行赏的激励机制:“故无爵禄则主无以劝民。”“故案其功而行赏,案其罪而行罚。”(《管子·明法解》)认为赏罚是治兵中的重要策略之一:“论功劳,行赏罚,不敢蔽贤有私,行用货财,供给军之求索,使百吏肃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尽管如此,管子认为,军人不能将得到赏赐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应全力做好自己的本职,不能一味地为了爵禄而工作,不因重惜爵禄而削弱威信:“威重于爵禄。”治军的最重要原则:“列陈之士皆轻其死而安难,以要上事,本兵之极也。”(《管子·七法》)就是说,临阵的将士们要不怕牺牲而赴难,以求为国立功,增强军人的使命感和荣誉感。

管子认为,富国富民是强兵之本,要养好军队就必须积聚财富,很抓农业生产:“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管子·治国》)为解决武器匮乏,管子还大胆制定了甲兵赎罪的法令:“请薄刑罚,以厚甲兵。”“死罪不杀,刑罪不罚,使以甲兵赎。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罚以胁盾一戟,过罚以金军,无所计而讼者,成以束矢。”(管子·中匡》)即依据犯罪者罪行的轻重,用数额不等的兵甲来赎罪,以增加武器,作为军备的来源之一。为了充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管子全国划分为二十一个行政区:“工商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士乡成为齐国的主要兵源。并进行了严密井然的军事编制:“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强调寓兵于农,把保甲制和军队组织紧密结合,将居民行政、生产组织与军备、战斗组织为一体,使之“卒伍之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少相居,长相游,祭祀相福,死丧相恤,祸福相忧,居处相乐,行作相和,哭泣相哀。”用这种编制,则会“ 以守则固,以战则胜。君有此教士三万人,以横行于天下,诛无道。”管子·小匡》)

除此,管子还提出包括灵活机动作战方法,高度重视战争,不轻易用兵,以及加强军队教育训练等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思想。

管子的改革,顿使齐国国力大振,结硕果,最著者是成就了桓公春秋霸首的伟丰功业和齐国经济文化的大繁荣。可以说,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能让一个国家兵不血刃,既能保家卫国,又能让百姓安居乐业,最终雄霸天下,管子可谓举世无双。对这样一个终其一生国富兵强,诸侯不敢叛(苏洵《管子论》)的人,即使对管子颇有微词的孔子都情不自禁道:“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子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子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子,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更不用说司马迁的褒美有加了:“管子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与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
对这样一位伟大的改革家为中国历史做出的巨大贡献,再多的赞誉都不为过。在此,借用鲍叔向桓公举荐管子时的话,概括其丰功伟业:“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宽惠爱民,臣不如也;治国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结于诸侯,臣不如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臣不如也;介胃执枹,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鲍叔在比较了自己不如管子的五个方面以后,又不无感慨地说:“夫管子,民之父母也,将欲治其子,不可弃其父母。”(《管子·小匡》)

俱往矣,管子的时代已经过去两千多年,随着社会的极具发展和历史的风云变幻,有些思想和内容业已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但这座精深瑰丽的中国文化宝库,可资借鉴的宝贝依然不可胜数,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当今中国,正在大踏步迈向民族复兴之路,更迫切需要管子这样有胆有识脚踏实地的改革家,变法求新,增强以经济为主的综合国力,进一步提升国际地位,加快实现中国梦的坚实步伐。

参考文献:

1.谢浩范 朱迎平.管子全译[M].合肥: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

2.姜涛.管子新注[M].济南:齐鲁书社.2006.

3.单传洪.中华第一名相管子[M].合肥:安徽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

(此文发表于《淄博师专学报》201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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