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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肉天亲,同枝连起
2016-11-11 15:58 翟云英 

骨肉天亲,同枝连起

——浅析蒲松龄的悌德修养

翟云英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山东  淄博  255100

 

摘要:蒲松龄是个深受传统孝悌文化浸润的读书人,在日常生活中,他以身作则,积极推行儒家的孝悌之道,不仅侍亲至孝,而且还能委曲求全,积极维护兄弟之间的血脉亲情。《聊斋志异》中,在积极弘扬孝道的同时,也非常看重悌德的宣教,充分彰显了兄弟之间浓浓的手足深情。

关键词:孝悌;蒲松龄;兄弟;悌德;手足深情

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的孝文化中,孝和悌往往是连在一起的,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范畴,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重要链条。

在儒家众多的伦理规范中,起统帅作用的思想核心是仁。《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1] “爱人”先要从“爱自己的亲人”做起,即所谓的“亲亲”,而“亲亲”首要的伦理原则是孝悌。孝悌是各种道德修养的起点和基础:“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2](弟,读音与意义跟“悌”相同)一个人良好人格成长的历程中,孝悌教育是最基本的“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3]在此,孔子提出了德育与智育并重,而德育为先的教育命题,且德育之首是要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孔子的弟子有子对此也有阐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4] 有子强调说,各种人的仁爱之心是由孝悌这种父子之情、兄弟之爱推衍出来的。孔子甚至还把孝悌与为政相提并论,主张 孝悌之德,为政之本 《论语·为政》载,有人问孔子:“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5]其中“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三句话是《尚书》的逸文,采入的是周成王表扬周公子君陈德行的《君陈篇》的内容,说君陈有孝顺恭敬父母,友爱弟兄的美德,才有资格担当国家的官职。换言之,君陈所以能参与政事,是因为他有至纯的孝道悌德。

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关系中,主要有父子之间纵向的上下辈关系,兄弟之间横向的平等关系。孝悌是出自血缘亲情的自然纽带,在血亲关系中,除了父母之外,最亲近的莫过于手足之情了。孝敬父母,兄弟和睦,是人生乐事。正如孟子所说:“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6]父母健在,兄弟无变故,是人生的第一大乐事。因为父母俱在,做子女的才有机会尽孝道;兄弟没有变故灾患,拥有手足之情,才有可能尽悌情。兄弟彼此相爱,互帮互谅,这是一种自然的人性,更是一种淳朴的真情,是自古至今被推崇的处理兄弟关系的最基本的道德准则。

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对传统的孝悌文化场有无以逃脱的传承责任,蒲松龄亦不例外。考察蒲松龄的人生轨迹,自始至终他都能自觉地把孝悌之道贯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在创作中,他既没有展示帝王将相的称霸夺权,也很少表现英雄豪杰的聚义抗暴,而是将更多的笔墨投注于普通人物的家长里短,关注具有浓重世俗色彩的家庭伦理问题。用传统的孝悌观念,对家庭伦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建构,在积极弘扬孝道的同时,也非常看重悌德的宣教,彰显了兄弟之间浓浓的手足深情,折射出对当时社会家庭伦理道德的深刻反思,表现了蒲松龄规劝世人,使世道人心归于纯正的良苦用心。

蒲松龄是个“孝悌忠信之词,浸入肺腑”[7]的人,他以身作则,积极推行儒家的孝悌之道。因生活所迫,迫不得已常年在外坐馆授徒,家里虽有贤妻孝儿替他奉养高堂,但他犹以不能亲自孝亲而深以为憾,一旦有机会,他必定尽心竭力侍奉孝敬,蒲箬在《柳泉公行述》中曾深情描述了其父事母至孝的感人情景:

我祖母病笃,气促逆不得眠,无昼夜皆叠枕瞑坐,转侧便溺,事事需人。我父扶持保抱,独任其劳,四十余日,衣不一解,目不一瞑;两伯一叔,唯晨昏定省而已。我祖母亦以独劳怜我父。一夕至午漏,灯光莹莹,启眸见我父独侍榻前,泪眼婆娑,凝神谛听,辄呻曰:“累煞尔矣![8]

在母亲病重期间,在两个哥哥一个弟弟除晨昏定省外无所事事的情况下,蒲松龄不抱怨,不攀比,四十余日不脱衣、不闭目,独自一人不离母亲左右,尽心竭力加以伺候,其孝心孝行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更为可贵的是,蒲松龄不管遇到何种情形,哪怕委屈自己,也要努力维持兄弟之间的和谐关系,真正践行了兄友弟恭的儒家教义,用兄弟之间的这种和谐,完成了更高意义上的孝亲之举。在《省身语录》中他曾经感慨叹曰:“世间最难得者兄弟”、“亲兄弟析箸,璧合翻作瓜分。”[9]从《述刘氏行实》等材料中可以看出,蒲氏兄弟四人,成家之前关系尚好,但在蒲松龄同刘孺人结婚之后,家里便逐渐发生了变故。刘氏“最温谨,朴讷寡言,不及诸宛若慧黠,亦不似他者与姑悖謑也。姑董谓其有赤子之心,颇加怜爱,到处逢人称道之。冢妇益恚,率娣姒若为党,疑姑有偏私,频侦察之;而姑素坦白,即庶子亦抚爱如一,无暇可蹈也。然时以虚舟之触为姑罪,呶呶者竞长舌无已时。”就因妻子朴厚孝亲,深得婆母怜爱,乡邻称道,其他妯娌竟因此结为同党,不断惹是生非,搞得全家鸡犬不宁。矛盾愈演愈烈,家庭渐趋冰炭。面对“长舌呶呶”的非常境况,蒲松龄顾全大局,忍让再三,竭力维护“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最终是他的父亲,实在不忍心蒲松龄夫妇继续遭受闲言冷语的惊扰,不得已才说:“此乌可久居哉!”于是大家庭不得不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乃析箸授田二十亩。时岁歉,荍五斗、粟三斗。杂器具,皆弃朽败,争完好;而刘氏默若痴。兄弟皆得夏屋,爨舍闲房皆具;松龄独异:居惟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 [10]结果,蒲松龄只分得薄田二十亩和旷无四壁的三间老屋,而不孝不淑却能挣善抢、百般挑剔的兄嫂弟媳们却在房产上赚足了便宜。在分家明显不公的状况下,蒲松龄夫妇却如同傻子一般任凭处置。

一旦家庭产生纠纷,特别是兄弟之间因经济利益有了缝隙而无法和睦相处的时候,悌德的可贵品质就彰显了出来。即便兄弟们未尽友爱之责,蒲松龄也要恪守恭让之仪。

骨肉天亲,同枝连起,如此悌德在蒲松龄的诗中表现突出。

蒲松龄写给四弟鹤龄的杂言古诗《示弟》,据专家考证,创作于康熙十二年(1673)夏天。这年天旱少雨,庄稼歉收,蒲松龄为此写有《灾民谣》、《午中饭》等诗,其中描写道:

午食无米煮麦粥,沸汤灼人汗簌簌。儿童不解燠与寒,蚁聚喧哗满堂屋:长男挥勺鸣鼎铛,狼藉流饮声枨枨;中男尚无力,携盘觅箸相叫争;小男始学步,翻盆倒盏如饿鹰。弱女踯躅望颜色,老夫感此心茕茕。

蒲松龄家粮食不够吃,只能煮点麦粥充饥,几个饥肠辘辘的孩子你争我抢,蒲松龄心中好不凄楚。

与三位兄长相比,蒲鹤龄没有功名,徭役赋税尤其沉重,他本人又较为懒惰,不勤于农事,生活也就更加窘困。按理讲,大灾之年,同胞兄弟应该相互救助,相互关爱,但此时蒲松龄家的生活也困顿不堪,根本无力援助四弟,无奈之下他只好写《示弟》诗诉说衷肠、表明有心无力救助的诚心、愧疚。

六月不雨农人忧,骄花健草尽白头。我方书空心如,闻尔萧条愁不卧。            数年禾麦微登收,家中百口犹啼饿。尔兄一女三男儿,大者争食小叫饥。

笔耘舌耨易斗粟,凶年行藏安可知?伯兄衣不具,仲兄饭不足;踌躇兄弟间,倾覆何能顾?吾家家道之落寞,如登危山悬高索:手不敢移,足不敢,稍稍不矜持,下陨无底壑!况尔娇惰懒耕耘,一遇凶荒何忍云![11]

这首诗陈述了旱灾之年蒲松龄兄弟几人人口众多、衣食不继,难以照顾四弟的苦衷,最后以兄长的口吻,委婉批评了鹤龄懒于耕耘的娇惰习性,尽上了对弟弟的教育规劝之责。

康熙三十一年(1692),蒲松龄53岁,他庶出的长兄兆专去世。两人虽非一母同胞,但感情甚笃,亲密无间。悲痛欲绝的蒲松龄,一连写了三首诗,以表怀念追悼兄长之情,抒写了死者给生者带来的伤痛,对人生无常的感慨怀想,言辞哀怨,情感凄苦。

除夕殷殷话语长,谁知回首变沧桑!謦不闻真似梦,酸辛频咽已沾裳。系念从来惟手足,伤心宁复过存亡!归来独向斋头坐,仿佛履声到草堂。   

长别人生终须有,雁行生折最伤神!忽看里社余双泪,每值团少一人。恶业惨酷惟后死,悲心感切在终贫。年年聚首无多日,悔向天涯寄此身!

                      —— 《哭兄》

诗中蒲松龄感慨人家兄弟俱在,佳节团聚,感念自己兄弟凋零、阴阳隔绝,悲痛满怀

昔日我归家,解装见兄来;今日我归家,寂寂见空斋。谓不知我至,惆怅自疑猜。或云逝不返,泪落湿黄埃。除夕话绵绵,灯昏剪为煤。可怜七情躯,一死如土灰。我今五十余,老病恒交催。视息能几时,而不从兄埋?人间有生乐,地下无死哀。死后能相聚,何必讳夜台!

——《哭兄,又》[12]

写尽兄长去世给自己带来的肝肠寸断之痛

聚时未觉乐,死后何惨伤!相聚五十年,此日为散场。死者复何知?生者摧肝肠。乃知人世间,存者不如亡。中夜独挑灯,愁灯暗无光。俯仰念生平,气结填胸吭。搁笔随断漏,涕堕不成章

——《夜作祭兄文,悲不成寐》[13]

蒲松龄描述要为长兄写祭文,却由于彻夜悲恸,终不成篇的悲戚痛苦之情状。

以上追悼长兄的诗,哀婉凄婉,催人泪下,令人动容,可见蒲松龄与大哥的感情非同寻常,笃于其他几个兄弟。

康熙四十八年(1709),蒲松龄70岁,二兄柏龄不幸病逝。柏龄弥留之际,神志恍惚,自言到了一个地方,大门上有一块匾额,写着三个大字:“黄桑驿”(坟茔的代称)。有一个人对他说,你在这里住下来吧。柏龄进去一看,一望无际,只有几间房屋罢了。蒲松龄想到二兄临终的胡言乱语,难抑悲痛,特作绝句《二兄新甫病甚,弥留自言:适至一处,门额一扁,大书黄桑驿。或谓余当居此。入视之,一望无际,止寥寥数屋耳。作此焚之》,以示祭奠。

兄弟年来鬓发苍,不曾三夜语连床。黄桑驿里能相见,别日无多聚日长。

百亩广庭院不分,索居应复念离群。驿中如许闲田地,烦三楹待卯。[14]

古稀之年的蒲松龄,年老多病,行动不便,身体每况愈下,他自知与兄长相聚的日子不会太远,所以哀伤痛楚之余,倒有几分历尽世事沧桑以后的达观,对死亡更多了几多淡定和从容的感悟。

所以说,蒲松龄丝毫没有因为析箸之变而对弟兄们怀恨在心,而是一如既往地惦念着关爱着自己的同胞,而且这种“兄弟之情,老而弥笃。”特别是在弟弟鹤龄“荡析离居,日以薄产修仪,不能兼赡其多口为恨”的窘况下,蒲松龄深感以前没有尽到做兄长的责任,心中颇感不安,在传统的上元节这一天,他特意让儿子把鹤龄接到家里来,共享团圆之乐:“作团圞之会,兄弟连榻,声息相闻。虽我父喘嗽,我叔胁痛,而早起盥漱两餐,仍按常时。[15]

正是基于兄弟之间纯粹的友爱之情,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不但非常重视孝道的弘扬,而且也极其看重悌德的宣教。除《二商》、《胡四娘》等少数作品表现同根相煎、兄弟失和之外,许多篇章都彰显了兄弟之间的手足情深。
《张诚》篇讲述了一个兄友弟恭的感人故事。张讷、张诚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张讷母亲早死,其父继娶牛氏,生下张诚。凶悍的牛氏经常虐待张讷。张诚孝顺,对张讷也恭敬有加。他看到母亲肆意虐待哥哥,千方百计进行规劝,可牛氏却置若罔闻。牛氏不给张讷饭吃,张诚就经常偷饭给哥哥。牛氏让张讷上山打柴,张诚就从学堂里偷跑出来给哥哥帮工,尽自己最大所能,帮助可怜兮兮的哥哥。张讷对弟弟也非常爱护,为了不让弟弟因偷饭而遭受责备,他宁愿忍饥挨饿;为了阻止弟弟砍柴受苦,他竟以死相阻。在弟弟为帮自己砍柴而不幸被老虎衔去之后,他因自责而自杀。被人救活之后,得知弟弟没死,便踏上漫漫无期的寻弟之路。几经千辛万苦,历时近四年之久,终于兄弟喜得重逢。但明伦为此评说道:
一篇孝友传,事奇文奇。三复之,可以感人性情;揣摩之,可以化人文笔。[16]

《向杲》是一个弟报兄仇的故事。向杲与同父异母的哥哥向晟感情笃厚。向晟和一个名叫波斯的娼妓交好,并秘定婚约。有个庄公子,想赎波斯为妾。在波斯的极力提议下,老鸨答应把她卖给向晟,庄公子听说后,竟把向晟活活打死,并买通官府,使向杲告状不成。

心中窝火的向杲,想伺机杀死庄公子。每天怀揣利刃埋伏在山路草莽之中,可庄公子外出戒备甚严,致使向杲无计可施。后在山神祠道士的帮助下,向杲变成一只猛虎,瞅准时机,一口咬下庄公子的头颅。

故事很是震憾人心。向杲给兄长报仇,面临着许许多多的艰难凶险。在守候庄公子的过程中,遭遇暴雨和冰雹突袭,受尽冻寒之苦。但困难再大,始终没有动摇他为兄报仇的钢铁意志,只要一息尚存也要为哥报仇。有意味的是,向杲孤注一掷,勇杀仇敌,却让蒲松龄安排了一个杀人而不被治罪的结局,读者读之,痛哉;想必作者创作时,也不免快哉。

《斫蟒》同样表现了感人至深的手足深情。有胡姓俩兄弟去深山砍柴,一条蟒蛇突然把哥哥死死咬住。弟弟见状,吓得想跑,但见哥哥不断被蛇吞,禁不住取出斧头猛击蛇头。可蟒蛇并没把哥哥吐出,反而越吞越深,弟弟情急之下,用双手紧紧抓住哥哥露在外边的两条腿,拼命把往外拽,竟然把哥哥救了出来。欣喜之余他立马背起哥哥飞快往家赶,最终哥哥奇迹般被救活了。

故事短小却一样惊心动魄。难忘蟒蛇口中舍命救出哥哥性命的胡家小弟,他的勇敢机智,临危不乱,向我们形象展示了在大难临头时兄弟患难与共的骨肉深情。正如蒲松龄在文后的感慨:“蟒不为害,乃德义所感。”

《湘裙》中的晏伯晏仲兄弟亦是如此。晏仲因兄嫂去世早、无子,便想生两个儿子过继给哥哥一个。但生育一男之后妻子不幸去世。晏仲酒醉来到阴间,便将兄长之子带回阳间,精心养育,终使晏伯阳嗣绝而阴嗣继。后晏仲因色鬼所惑而死,晏伯闻之,想方设法使晏仲死而复生。对这种兄爱弟恭之举,蒲松龄禁不住赞美道:“天下之友爱如仲,几人哉!宜其不死而益之以年也……”。

《曾友于》通过嫡庶兄弟之间的矛盾冲突,彰显了同胞和睦相处的可贵。曾孝、曾忠、曾信三兄弟是嫡出,曾悌、曾仁、曾义则是庶出。以曾孝为代表的三兄弟自私狭隘,傲慢跋扈,并结成帮派,对曾悌三兄弟鄙视挑衅,无事生非,不断破坏家风,终于自食其果。作品激情歌颂了曾悌,这个集孝道悌德于一身的典型形象,他既不偏袒弟弟的固执过错,也不帮助哥哥的凶暴不仁,而是屡屡用宽厚仁义,忍耐慈爱,化解了各种此起彼伏的矛盾冲突,最后终于感化了无德暴戾的曾孝、曾忠、曾信,以致全家和睦,兄弟友爱,孝敬父母,家风如初。

就这样,蒲松龄通过《张诚》《向杲》《斫蟒》《湘裙》《曾友于》等作品,用动情的文字,讴歌了人性中最温馨的血脉亲情,凸显出至善至真的兄友弟恭的美德,诠释了超越于封建伦理道德的最真实、最圆满的人伦之美。在这些故事中,兄弟之间能够相亲相爱,和睦相处,非常时期共撑危局,甚至为了兄弟而不惜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这与那些同室操戈,手足相残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对兄弟不和的不良现象起到了强烈的警示作用。

注释:

《聊斋志异》中的引文均来自盛伟.蒲松龄全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8.

(此文发表于《蒲松龄研究》20122期)

 



[1]杨伯峻.论语译注(简体字本)[M].中华书局.2006. 第146页.

[2]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M].中华书局.1993. 第110页.

[3]杨伯峻.论语译注(简体字本)[M].中华书局.2006. 第5页.

[4]同上书.第2页.

[5]杨伯峻.论语译注(简体字本)[M].中华书局.2006.第21页.

[6]金良年.孟子译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79.

[7]盛伟.蒲松龄全集[M].学林出版社. 1998. 1368.

[8]盛伟.蒲松龄全集[M].学林出版社. 1998. 3438.

[9]同上书.1368.

[10]同上书.1308.

[11]盛伟.蒲松龄全集[M].学林出版社.1998.1636.

[12]盛伟.蒲松龄全集[M].学林出版社.1998.1750.

[13]同上书.1751.

[14]同上书.1894.

[15]盛伟.蒲松龄全集[M].学林出版社.1998.3442.

[16]朱一玄.聊斋志异资料汇编[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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